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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惆怅_第12章

小说:帝国的惆怅作者: 易中天 更新时间:2016-04-14 20:57:38

盼望呢?
  如此救星何处寻?大约也只能存在于神话之中。比如观音菩萨,就是“职业救星”。观音大慈大悲,有行侠的愿望;千手千眼,有行侠的条件;法力无边,有行侠的能力;救苦救难,有行侠的实绩。所以,观音菩萨就是最大的侠。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侠客杀人(当然杀的都是坏人),菩萨不杀。菩萨是“佛门身份,侠客责任”,侠客是“阎罗手段,菩萨心肠”。侠客和菩萨,都是人们的“救星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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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千年一梦(2)
  实际上,正因为后世之侠乃是一个“救星梦”,侠们才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武力,由“侠而不武”到“侠而武”,最后“无侠不武”,“游侠”也就变成“武侠”。这并不奇怪。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要想扶贫振弱,光靠道德感化和说服教育是不行的。比较靠得住和直截了当的办法是用拳头说话。救苦救难毕竟不能只有愿望,还得有能力。这能力,在菩萨那里,就是法器和法力;在侠客这里,则是兵器和武功。侠客手中的长枪、飞刀,就是菩萨手中的葫芦、净瓶;侠客身上的内功、剑法,就是菩萨身上的神力、佛光。所以,越到后期,小说中武侠的功夫就越“神”。许多武侠电视剧,已经和神话片没什么区别了。
  侠客是“救星梦”,也是“英雄梦”。这是武侠和神话的重要区别。神话是不大可能做“英雄梦”的。即便貌似英雄如孙悟空,也不是。孙悟空前半截是顽童,后半截是救星。虽然打遍天下,取得真经,修成正果,也不像英雄。因为他太“神”,既没有七情六欲,还较少受到磨难。一个人物,如果太“神”,就不像“人”,也就不够“英雄”了。所以神话可能是“救星梦”,是“顽童梦”,甚至是“科学梦”(千里眼、顺风耳),却很难是“英雄梦”。事实上也不会有人把如来佛、观世音、铁拐李、吕洞宾看作英雄,尽管他们的法力要超过一切武侠,而且救苦救难,普度众生。
  武侠却必须是英雄。因为武侠的责任担当,如除恶锄奸、匡复正义、平定天下,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业绩和英雄行为。如果这武侠身处乱世,那对手又特别不好对付,主人公的英雄色彩也就更浓。所谓“不好对付”,也包括几种情况,比如武艺高强,或权势极大,或善于伪装,把世人都蒙在鼓里。但凡这样的歹人,对社会的危害都极大,也就特别需要英雄出世;而当某一侠客只身挑战这大奸大恶并战而胜之时,他就不可能不是英雄了。
  因此武侠小说实质上是英雄传奇。中国的英雄传奇有两种: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区别在于前者的主人公是帝王将相、谋士枭雄,且历史上确有其人(故事则可编造);后者的主人公是流民草寇、隐士响马,且不必确有其人(故事当然更可编造)。但无论哪一种,如果真有价值,其主人公是一定要有英雄气质的,而且越是英雄,就越是好看。事实上,所谓“侠气”,就是英雄之气、英武之气和英迈之气。所以,武侠小说中那些正面形象,便总是那么豪爽,那么慷慨,那么潇洒,那么从容,那么风流倜傥、超凡脱俗、英姿飒爽、神采飞扬,十分令人神往。
  更令人神往的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借用陈平原书中四个章节的标题,就是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这其实也是“大侠”的四个条件,而且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首先,大侠是不能无所作为的,因为他有扬善惩恶的历史使命和主持正义的责任担当,这就必须“仗剑行侠”。仗剑行侠当然也是一种建功立业、扬名立万,但侠客不同于清官(如包拯)、战将(如卫青)、勋臣(如韩信),他的功名业绩只能是非国家、非政府、非官方的个人行为。因此大侠必须是血性男儿、性情中人,也就必须“快意恩仇”。快意恩仇的结果,必然是其他人的不快意,于是不但为官府所不容,甚至也为江湖所不容,这就必须“笑傲江湖”。所谓“笑傲江湖”,其实也就是蔑视一切游戏规则,包括朝廷王法和江湖规矩,真正做到无羁无绊,无法无天。这就等于把自己和整个社会对立起来,除了“浪迹天涯”,大约也没有别的出路。浪迹天涯也不可怕,因为反倒更能仗剑行侠,直至被杀戮和剿灭。但在这时,大侠们已“功德圆满”,又何惧一死呢?
  看来,破译武侠之谜,关键就在“仗剑行侠”这四个字,而其中的紧要之处,则又在大侠们手中的那个兵器――剑。
  剑的秘密
  在阅读了大量的武侠小说以后,陈平原先生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中国传统的兵器虽然号称“十八般”,但所有的大侠都用剑,以至于“剑侠”几乎成为“武侠”的代名词。这当然自有其中道理。正如平原兄所指出,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很有文化意味的兵器。它代表着正义,可以避邪,是道德的象征。因此,只有那些“有德之人”,才能够得到和守住剑,也才有资格用剑来独掌正义,主持公道。同时,剑也意味着高贵和优雅,是一个人气质、格调和品位的体现,是审美的象征。的确,佩一柄宝剑浪迹天涯,是很潇洒很优雅的,扛一把大刀或两把板斧四处游荡,便未免杀气腾腾,不像大侠而是莽汉了。何况剑不但可以用,还可以舞。舞剑,恰是一种具有阳刚之气的审美意象。这也正是我们所向往的英雄形象。所以,用剑的未必是大侠,大侠却一定用剑。
  其实,剑这种兵器,不但大侠喜欢,文人也酷爱。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们会不断地看到这样一些字眼:学剑、佩剑、仗剑、负剑、抚剑、看剑、拔剑、舞剑。不但李白这样的会“拔剑四顾”,辛弃疾那样的会“挑灯看剑”,就连一些婉约派词人也常常以剑入诗。这里面的奥秘,确如平原兄所说,未尝没有借剑气洗酸腐的想法,但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呢?
  还是要从剑本身说起。
  剑这种兵器,确实与众不同。它不仅是战斗的武器,更是身份的象征。在上古时代,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佩剑。有资格佩剑的是贵族,即“君子”。“小人”是不能用剑的,也没有剑给他们用。那时冶金技术不高,铸剑并不容易,因此常有以人殉剑或剑化为蛟龙的神话,当然也就不可能人手一柄。即便是贵族,也要在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以后才能佩剑。这个仪式就是“冠礼”。“冠礼”就是“成年礼”,在贵族男子二十岁时举行。具体的做法,是将这个男子的散发“约束”起来,再加上“冠”,一共加三次――首加“缁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缁冠是参加政治活动的服饰,爵弁是参加祭祀活动的服饰,皮弁则是猎装和军帽。正因为是猎装和军帽,所以同时还要佩剑。一加缁冠,有治权;二加皮弁,有兵权;三加爵弁,有祀权。这都是贵族才有的权力,因此平民既不能加冠(只能戴头巾,叫“帻”),也不能佩剑。于是冠与剑,便都成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上古时期的贵族有四等。最高一级是“王”(天子),次为诸侯,再次为大夫,最低一级叫“士”。士和前三级贵族有一个区别,就是天子、诸侯、大夫不但有“冠”,而且有“冕”,是“冠冕堂皇”。士则只有“冠”,没有“冕”。当然,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有剑。因此,对于没有“冕”的士而言,冠和剑就特别重要,甚至应被视为生命的一部分。比如子路,在一次战斗中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便不顾生命危险,放下武器,用双手将冠重新系好,结果被人砍成了肉泥。又比如韩信,曾经是一文不名,连饭都没有吃的,乃至遭到市井无赖的耻笑和羞辱。然而一柄剑却从不离身,最后“仗剑从军”,成为一代名将。冠与剑,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戴冠佩剑既然是君子(天子、诸侯、大夫、士)的专利,它们就不但象征着身份、地位和权力,也代表着品级。品级也叫“流品”,即流别和品级,比如上流下流、上品下品。这是道德概念,也是审美概念。比方说,上流上品高贵典雅,下流下品卑贱低俗;上流上品代表着社会理想和道德标准,下流下品则只能望风披靡。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草上之风,必偃)。
  品级和流品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概念。所以有学者(如钱穆先生)认为,西方社会是有阶级无品级,中国则相反,是有品级无阶级。其实这是后来的事。在先前,中国社会是既有品级,又有阶级,还有等级的。贵族与平民,就是阶级。贵族当中,天子、诸侯、大夫、士,就是等级。公、侯、伯、子、男,也是等级。贵族都是“君子”,庶民则是“小人”。所谓“君子”,也就是“君之子”。这里说的“君”,可以是“国君”(诸侯),也可以是“家君”(大夫),总之有爵位的人,他们的儿子(君子),或者可以袭爵,或者可以受封。袭爵,就是继承原来的爵位。受封,则是成为低一级的贵族。一般来说,袭爵的是嫡子、长子,庶子和次子只能受封。国君的儿子袭爵,就是诸侯;受封,则是大夫。大夫的儿子袭爵,就是大夫;受封,则是士。士的嫡子也可以袭爵(继承贵族身份),还是“士”,庶子却不但不能袭爵,也不能受封(没有更低一级的贵族头衔可封),只能去做平民。所谓“平民”,其实就是既不能袭爵又不能受封的“庶子”,因此也叫“庶民”或“庶人”。
  可见,贵族与平民的身份来历,在于能否袭爵受封;而一个人能否袭爵受封,又要看他是嫡子还是庶子。嫡子是家族血统的正宗继承人,因此也叫“大宗”。庶子的宗族不是“正宗”,因此叫“小宗”。君子继承大宗,当然是“大人”(大宗之人)。庶人别立小宗,当然是“小人”(小宗之人)。至于奴隶,原先不是人,后来是了,就叫“贱人”。
  显然,君子与小人,原本说的是阶级(贵族与庶民)。他们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别,也首先是阶级差别。问题在于,那时的道德标准是由贵族来制定的,审美标准也是由贵族来掌握的。因此,从理论上讲,身为贵族(君子)者,道德品质就应该高尚,审美品位也应该高雅。这样一来,君子与小人,就不但是阶级,同时也意味着品级。等到后来,天下归于一统,官职不再世袭,从宰相到州县官都由平民担任,贵族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皇亲国戚、凤子龙孙时,中国社会也就没有阶级,只有等级和品级了(比如“三教九流”,就既是等级,又是品级)。这时,君子和小人才纯粹成为品级概念。
  品级概念是贯穿了中国传统社会之始终的。于是连带兵器也有了品级。剑,作为当年君子佩戴的武器,是高贵典雅的。所以佩一把古剑,就会有“高士之风”;佩一把宝剑,则会有“王者气象”。难怪后世文人作品中,会一再出现“高冠长剑”的意象了。因为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便正是对远古贵族时代“士之遗风”的追忆和向往。
  侠与士
  武侠是“士之梦想”吗?是。
  实际上,所谓“侠”,原本就是“士”,是士的一种――侠士。侠士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从武士演变而来的。我们知道,最早的士都是武士。周代战争,领兵的是大夫,作战的是士,庶人和奴隶是搞后勤的。现在我们说的“战士”、“将士”,就从这个传统而来。那时当一个“战士”是很光荣的事情,庶人和奴隶还没有资格。士的使命既然主要是战斗,则其修身习武,便是理所当然;后来转变为武侠,也是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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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千年一梦(3)
  士的使命发生变化,是在孔子以后。这时,士开始向文职转变,这就是文士。武士和文士都依附于大夫、诸侯,甚至天子。武士的任务,主要是出生入死兼做刺客,所以也叫死士;文士的任务,则是出谋划策兼做文秘,所以也叫谋士。如果出入朝堂,就是绅士(有资格系绅带插笏的人)。如果闲居乡野,就是隐士。如果四处游走,就是游士。如果行侠仗义,就是侠士。所谓“游侠”,其实就是既游走四方又行侠仗义的人,是游士加侠士。
  原本依附于高级贵族(大夫、诸侯、天子)的武士和文士,为什么会变成游走四方行侠仗义的游士和侠士?当然是因为王纲解纽、礼坏乐崩、天下大乱,西周创立的封建秩序面临彻底崩溃。这个时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为了生存,也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士们必须浪迹天涯寻找机会。高级一点如孔子,周游列国是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低级一点的,就不过是找碗饭吃罢了。要知道,士作为最低一级的贵族,是没有封邑领地和世袭官职的,只有贵族身份和一技之长。也就是说,有地位,无产业;有能力,无定职。因此他们是“毛”,必须附在一张“皮”上,而这个时候的“皮”又很多,还都在招兵买马。这样一来,士的“游”(游走四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同时,一种理想信念和行业规矩也开始形成。游走四方的士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集体的荣誉,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其中第一条,就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信守然诺),此外还包括“救人之危,急人之难”(舍己为人)和“避人之誉,成人之美”(功成身退)。这是所有的游士都应该遵守的信条。也就是说,作为“游士”,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但不能因此而没有做人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义”。义当然不是士的专利,它的内涵也远比前述职业道德丰富。不过,比起其他阶级和阶层来,士确实更看重“义”。义的产生,也无疑与这个阶层的特定性质有关。我们知道,士是没有封邑领地也没有世袭官职的,因此只能从事“自由职业”。所谓“自由职业”,说得好听,是可以朝秦暮楚,择木而栖;说得不好听,则是没有着落,没有担保。能够做担保的也就是自己的德行。也就是说,士作为“自由职业者”,必须让雇主认为自己是可信任的,也必须让同行认为自己是可尊重的。这就必须讲“义”。
  有了“义”,也就有了“侠”。侠就是义的实现。所谓“行侠仗义”,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行侠依仗的是义,实现的也是义,所以有侠肝者必有义胆。什么是“义”?义者宜也,也就是“理所应当”。什么是“侠”?侠者使也,也就是“见义勇为”。也就是说,侠,就是使“义务”(正义的担当)变成“义举”(正义的行为)的精神,以及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这种精神在理论上讲,当然最好是人人都有,但这并不可能。任何一个社会,都做不到人人侠肝义胆,人人见义勇为,人人舍生取义,人人义无反顾。这就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以为典型、楷模、带头人和示范者,所谓“侠”(侠士、侠客、游侠)也就应运而生。
  显然,侠,就是以“义”为责任担当的人,因此也叫“义士”。不过,侠士虽然是广义的义士,和狭义的义士还是略有区别。一般来说,义士讲忠义,侠士讲情义;义士赴国难,侠士结私交;义士举大业,侠士管闲事;义士赴义多为集体行动,侠士行侠多是个人行为。比方说,齐国的田横自杀后,跟着他一起赴死的那五百人,就是“义士”;而“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只身挑战黑恶势力,完全不顾个人安危的,则必为“侠士”。侠士几乎是一定要管闲事的,包括为民请命、替人消灾,也包括“清理门户”、翦除士人中的败类。如果他居然“专打人间不平”,“专一急人之难”,那他就不但是“侠士”,而且是“侠客”了。这也无妨看作“士”的一种分工:有的出谋划策(谋士),有的行军作战(战士),有的舞文弄墨(文士),有的舞刀弄枪(武士),有的行侠仗义(侠士)。
  行侠仗义成为一种有人专司,或者被某些人放在首位的事情,说明士的职业道德已升华为一种道义精神,这就是“侠义”。因此,代表了这一精神的侠,就是“士中之士”,是最能代表“士之精神”的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武侠和武侠小说为什么是文人的千古之梦了。道理也很简单:文人原本也是“士”,而且也代表着“士之精神”。
  什么是“士之精神”?用曾子的话说,就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所谓“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就是说,无论是孤儿寡母,还是国家命运,都可以放心地托付给他。这当然并不容易,因此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要“自强”,即《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为什么要“自强不息”呢?就因为他是“士”。士,首先是成年男子,也叫“丈夫”(身高一丈的男子)。如果这个“丈夫”能够“以天下为己任”,那就是“大丈夫”。所谓“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有使命感。有使命感,就会意识到“任重道远”;意识到“任重道远”,就不能不弘毅;而要弘毅,就必须自强。因此,自强、弘毅、使命感,就是“士之精神”。
  具有这种精神并能付诸实践的就叫“国士”。成为“国士”,曾经是许多士人尤其是文士的理想,后来却变成“侠客梦”了。于是我们便很想弄清楚:第一,它为什么是士的理想;第二,这个理想为什么会变成梦想;第三,这个梦想又为什么要寄托在侠客身上。
  百家罢后梦难圆
  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在《从“出入两难”到“进退自如”》一文中已经部分地给出。简单来说,就是士作为既没有产业又没有定职的低级贵族,所有的只是“自由之身”。因此他们必须先培养出高尚的品德,学得满腹经纶,练就一身武艺(修身),然后去帮助大夫打理采邑(齐家),协助诸侯管理领地(治国),辅助天子征服世界(平天下)。所以,士人当中但凡理想远大一点的,都会“以天下为己任”。文士就尤其如此。因为武士的功夫再好,一个人也打不了天下。文士则不同。他可以“一言兴邦,片言折狱”,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而成为“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的“国士”。总之,文人较之武士,“性价比”要高一些。他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评估,也要好一些。所以文士更可能具有“自强、弘毅、使命感”这三大精神。
  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的“身”必须自由。自由,才出入两便,进退自如;才能择主而事,功成身退;也才能真正把天下事当作自己的事情。如果“身不由己”,又哪来的“己任”?更不用说平什么天下了。
  这种自由在孔子的时代(春秋)是有的,在孟子的时代(战国)也是有的。那时的“无双国士”,可以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像墨子那样身体力行,这就是“仗剑行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情感,自由地选择服务对象,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甚至引敌国之兵以报己怨,这就是“快意恩仇”;可以凭着自己“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叛)魏魏伤”的优势,不把诸侯卿相放在眼里,也不把其他竞争对手放在眼里,这就是“笑傲江湖”;当然也可以朝秦暮楚,出将入相,从这个邦国走到那个邦国,抛弃旧的国君有如抛弃破扫帚,这就是“浪迹天涯”。显然,后世侠客的梦,在他们那里却是现实。
  秦始皇一统天下,士的好日子也就到头。汉武帝罢黜百家,更不复当年气象。等到隋唐以科举取士,读书人都到科场讨生活以后,士们便连“非分之想”也没有了。因为天下归于一统,就不必“浪迹天涯”;思想定于一尊,又岂能“笑傲江湖”?金榜题名既然成为人生目标,自然更没有“仗剑行侠”和“快意恩仇”。所能有的,大约也就是“皓首穷经”和“咬文嚼字”。实际上,当汉武帝把所有的思想都归到儒学一家时,也就没有了思想;而没有了思想,也就不会有风骨。没有了风骨,又哪有“国士”可言?因此于右任先生这样评价汉武帝:“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汉武帝陵》)当然也不会再有“奇士”了,因为士们都已“脱胎换骨”。
  然而自由毕竟是人的天性,过去的日子也令人神往。这就需要一个梦。这个梦既然无法在生活中实现,就只好在文学作品中去圆。武侠小说就是其中之一。武侠小说塑造的侠客,尤其是那些大侠,都有以下特点:一是身怀绝技,二是特立独行,三是任重道远,四是义无反顾。他们或者建功立业,“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或者锄奸除霸,“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或者扶贫振弱,“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或者赴义报恩,“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但无不出生入死,叱咤风云。这不正是当年那些“无双国士”的写照吗?
  事实上,侠的精神正是士的精神。一个侠客,尤其是一个大侠,是应该和士一样,“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这甚至是一种“起码”的要求。你想啊,如果连侠客都不可以托付,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同样,自强、弘毅、使命感,也为一切真侠、大侠所必需。如果连侠客都没有这些精神,社会还有什么希望?侠客当然也是大丈夫。如果连侠客都不是,人类又有什么希望?显然,在侠客的身上,是寄托着希望的。他们所圆的,是世人的“救星梦”、“英雄梦”,也是文人的“国士梦”。
  何况还有侠客们生活的那个世界,或者说,武侠小说创造的那个梦境――江湖,它简直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天下的翻版。江湖中林立的帮派,就是那时林立的邦国;山头中称雄的帮主,就是那时称雄的诸侯;而那些仗剑走四方,谁的账都不买的独行侠,岂非正是那时的游士?看来,人们确实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历史也总是让人惦记。即便武侠小说,也不完全是“空中楼阁”。
  这大约就是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了。梦,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人生在世,多少总要做点梦。“至少我们还有梦”,不也是一种希望吗?但你得明白那是什么。古人云:“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们也可以套用一句:“世无英雄,遂使武侠流行。”所以,一个民族沉溺于武侠并非好兆头:“要不就是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要不就是公众的独立人格没有很好健全,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心理。”我还想狗尾续貂一句:要不就是产生国士的条件不复存在,民族缺少强劲的精神。因此,这个梦也该醒醒了。当今之世,原该是梦醒时分啊!
  莫道海棠依旧,应是绿肥红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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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附录帝国官僚制度简述(1)
  宰相制度
  中央部门
  地方官员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了最后一个王国,一统天下,自称“始皇帝”。中国历史从此正式进入帝国时代。
  帝国之前是邦国。西周至春秋,是邦国时代。战国,是半邦国时代,即“帝国的前夜”。秦汉至明清,是帝国时代。帝国与邦国的区别在于:国家体制,邦国是封建制度,帝国是郡县制度;统治阶级,邦国是领主阶级,帝国是地主阶级;政治形态,邦国是贵族政治,帝国是官僚政治。实际上,中华帝国的三大特点,就是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请参看拙著《帝国的终结》)。因此,官僚制度,是中华帝国的重要制度。研究这一段历史,必须对官僚体制略有所知。
  官僚,又称官吏、官员。当然,认真地说,官与吏、与僚,也有区别。大体上,是官高级,吏低级;官为主,僚为属。但这种区别并不严格。比如“封疆大吏”,其实是高级官员;同朝为官,即是“同僚”。所以,本文在使用时,一般不加区分。
  另,为简便计,本文只述汉、唐、宋、元、明、清六朝官制。
  宰相制度
  宰相一词,战国时期即已出现(《韩非子・显学》就有“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说法)。宰,就是主持(主宰);相,就是辅佐(辅相)。主持政务、辅佐君主的人,就是宰相。所以,宰相又称宰辅。
  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宰相或者是地位最高的,或者是权力最大的,或者地位既高,权力又大。民间的说法,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这种说法并不严谨,但宰相最重要,则毫无疑问。因为从法理上讲,或者从名义上讲,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皇帝权力最大,但管事少。宰相权力小一点,但管事多。有的时候,宰相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所以,宰相又称鼎辅、鼎鼐。而且,所谓“明君善于择相,贤相竭诚事君”,历来就是帝国时代的政治理想。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帝国时代的宰相,并不等于现代国家的总理。第一,历朝历代的宰相,正常情况下,编制都不止一人。第二,除了辽代,都不以“宰相”为正式官名。也就是说,宰相只是身份、职务,不是“官衔”。第三,从秦汉至明清,宰相所用官名,五花八门;拥有职权,从大到小;政治地位,一路下滑。最后,宰相制度被朱元璋废除。明清两代,在法理上不再有宰相,只有类似于宰相、又名不正言不顺的辅臣。
  以下便分而述之。
  一、汉代宰相
  1.武帝前之宰相
  西汉的宰相是三个: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号称“三公”。三公都是宰相,平时各自独立办公。如有大事,则由三公“会议”(一起讨论),拿出方案,交皇帝批准。他们在皇帝那里汇报工作、讨论政务,是坐着的,叫“三公坐而论道”(《晋书・李胤传》)。这是很高的待遇。因为依照《周礼・考工记》的说法,“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当然,论道不是谈哲学,是“谋虑治国之政令”(前书郑玄注)。邦国时代,天子之宰为“公”,诸侯之宰为“相”。秦汉是帝国,故以三公为宰相。宰相是“公”,故又称相公。
  三公的地位极其崇高,被看作天上的巨星,叫台鼎。台,就是“三台”,属太微垣,在大熊星座。天有三台,人有三公,鼎足而立,拱卫北辰,所以叫台鼎,也叫台衡,即三台星和玉衡星。此外,还叫台铉(铉是举鼎的工具)、台衮(衮是三公的命服)。
  三公当中,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他的权力最大,地位也高,金印紫绶,礼遇隆重。其中待遇最崇高的,还要拜为“相国”(比如萧何、曹参)。丞相有设一人的,有设二人的。如果是两个人,就分左右,叫“左丞右相”。但不论一人二人,叫丞相还是叫相国,都同时应该是侯。前期以列侯充任,后期则在拜相以后立即封侯。所以,丞相又称君侯。封侯拜相或拜相封侯,在后世也成为荣华富贵、光宗耀祖、位极人臣的代名词。
  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也是金印紫绶。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废。
  御史大夫是最高监察官和执法官,银印青绶。他同时也是副丞相,但不是丞相的副手和僚属。丞相职位如果空缺,就例由御史大夫递补,可谓“备位丞相”,故又称亚相。他的主要职权是掌管文书和监察百官,实为朝廷的秘书长和监察长。
  三公都有自己的施政机构,也都叫“府”。丞相的叫丞相府,太尉的叫太尉府,御史大夫的叫御史府。合起来,叫公府(三公之府)。宰相设立府署,自选僚属,就叫开府。开府施政,是汉代宰相制度的紧要之处。是否开府,决定着宰相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东汉末年,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任丞相一职,就开府。蜀汉丞相诸葛亮,魏明帝辅臣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也都开府。李严与诸葛亮同为顾命大臣,不能开府,意见就很大。
  开府施政的宰相拥有自己的系统和班子,其机构独立于皇室,其人员则由宰相自己选定,皇帝一般不予干预。其官邸和衙署,也都设在皇宫之外。也就是说,皇帝有“宫”,叫皇宫;宰相有“府”,叫相府(或公府)。皇宫与公府,一个宫廷,一个朝廷,都有自己的“职能部门”,也都有各自的经费来源。相府的职能部门叫“曹”,皇宫的叫“尚”。朝廷的经费,来源于田赋收入;宫廷的经费,来源于工商税收。田赋收入是大头,用作“公款”。工商税收是小宗,算是皇帝的“私房”,叫“禁钱”。宫中府中,泾渭分明。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分庭抗礼”了。同时,它也意味着帝国有两个政治中心,即皇宫和相府;存在着两种最高权力,即皇权和相权。这时最好的方案,是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皇帝世袭、宰相民选。退而求其次,则不妨明确分工,精诚合作。皇帝担任国家元首,象征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宰相担任政府首脑,带领官员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即“主权在君,治权在相”。可惜这两条,都不可能。
  结果,也只能闹矛盾。宰相制度,也就开始发生变化。
  2.武帝后之宰相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废除了太尉建制,宰相三府只剩下二府。但是,就连丞相和御史大夫这两位,也被撇在一边,成为名义上的宰相。实际上行使相权的,却另有其人。这些人,开始的时候是大司马。名分,则是“领尚书事”(东汉叫“录尚书事”)。到后来,即便没有大司马称号,只要“领尚书事”,就是总揽朝政的人。
  大司马其实就是太尉,但不再是职务,而是加在将军官衔之上的名誉称号。担任大司马的,也不一定只有一个人。比如后来把持朝政的霍光,头衔就是“大司马大将军”;跟霍光作对的上官桀,头衔则是“大司马左将军”。
  尚书,原本是“皇宫六尚”之一。其他五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是“生活秘书”。只有尚书,是“政治秘书”。汉武帝为了以宫廷压朝廷,甚至以宫廷代朝廷,就让大司马统率和管辖尚书的工作,叫“领尚书事”,尚书也就由秘书机构变成决策机构,丞相府反倒由决策机构变成执行机构。
  这样一来,辅佐皇帝的机构,就由一套班子变成了两套班子,即外朝和中朝(也叫内朝)。外朝之首为丞相,中朝(内朝)之魁为大司马。两套班子一内一外共理朝政,有学者称之为“双轨辅政制”(韦庆远、柏桦《中国官制史》)。但大司马位高、权重、亲近皇帝,丞相为首的外朝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只有诺诺承命办事而已。
  结果,不是宰相的人,反倒比宰相还宰相,甚至真正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比如“领尚书事”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就是。
  3.东汉之宰相
  东汉宰相,包括太傅、大将军和三公,号称“五府”。
  太傅在西汉与太师、太保合称“上公”。东汉无太保,太师只有董卓一人,还是自封的。故东汉上公,是太傅和大将军。三公,则是太尉、司徒和司空,也叫三司。不过,是不是真宰相,要看是否“录尚书事”(录,总领、主持)。否则,就只享受待遇,没有实权。
  受命“录尚书事”的,多半是太傅和大将军,但也不一定。比如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曹操就已经“录尚书事”。迎献帝到许之后,才被任命为大将军。后来,曹操将大将军一职辞让给袁绍,改任司空,仍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不但有“尚书事”,还有尚书台。因为其官署设在皇宫禁省之中,所以又叫台阁、台省。尚书事是任务,尚书台是机构。有了尚书台,尚书主政,就变成了制度。于是,东汉就有两个宰相机构。一个叫公府,也就是“上公与三公之府”;一个叫台阁,也就是尚书台。公府是摆设,台阁掌实权,这就叫“事归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这其实是以“宫廷办公厅”取代中央政府。结果,台,就成了中央的代名词。东晋以后,中央官称台官,中央军称台军。设于大行政区,代表中央行使职权之机构,则叫行台。
  综上所述,武帝以后,前后两汉,都既有名义上的宰相(三公),又有实际上的宰相(领尚书事、录尚书事)。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恢复丞相一职,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才一度得以改正。但是到了南北朝,又仍然是“政归台阁”。所有的权臣,必加“录尚书事”名号,被时人称为录公。
  二、唐代宰相
  1.三省
  建国之初,唐因隋制,以三省长官为宰相,这就是“三省制”。
  三省,就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省,本义是“皇宫禁署”,也就是外人轻易不得入内的禁区,所以叫“禁中”。后来因为避讳,改叫“省中”。
  由此可见,省,就是由宫廷机构转变而成的朝廷机构。
  前面讲过,汉武帝为了强化皇权,发明了由亲信权臣主持的“尚书事”。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又正式建立“尚书台”。南朝刘宋时,尚书台改称尚书省。
  尚书权力膨胀,威胁皇权,汉宣帝刘询便以“总掌禁中之书”的中书取代尚书(后来权力又被尚书夺回)。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尚书台移到宫外,原来的秘书监改称中书监,官署设在宫中。晋以后,中书监改称中书省,正式成为宰相机关。唐代中书省地位更高,其长官居三省长官之首,仅次于三公和三师。
  门下省的前身是侍中寺,系东汉“禁中三寺”(东寺、西寺、侍中寺)之一,曾被迁出宫外,东汉末年迁回禁中,改称“侍中省”。东晋哀帝时与散骑省合并,为门下省,主要负责皇帝的日常事务。但因设在内廷,近在帝侧,又成为新的“宰相替代者”。
  总之,三省都由皇帝的秘书演变而来。尚书是“政治秘书”,中书是“机要秘书”,门下是“生活秘书”。三者势力,大体上是东汉重尚书,南朝重中书,北朝重门下。至隋唐,三省并重,一起成为“中央政府”。称谓,也沿袭汉代尚书台旧例,称为台阁或台省。唐高宗时,又把尚书省叫中台,门下省叫东台,中书省叫西台。
  尚书省长官叫尚书令,定员一人,正二品。次官叫左右仆射,定员二人,从二品。中书省长官叫中书令,次官叫中书侍郎;门下省长官叫侍中,次官叫门下侍郎。两省长官的定员都是二人,官秩也都是正三品。次官的定员也都是二人,官秩也都是正四品。后来,中书令和侍中均升为正二品,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均升为正三品。不过,由于唐太宗当过尚书令,这个官职就只好长期空缺。所以,尚书省的实际长官是左右仆射。
  唐初,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后来发生变化,下面再说。
  2.三省之职权
  三省职权,有明确分工,即“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王应麟《困学纪闻》)。也就是说,中书省负责制定政策、草拟政令,门下省负责审议复核,尚书省负责执行。尚书省因为是执行机关,事务繁杂,所以规模最大,下统六部二十四司。省、部之间,还有一个总的办公机构,叫“都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因为同为决策机关,所以关系最为密切,合称“两省”或“北省”,尚书省则叫“南省”,也叫“南宫”。
  中书、门下两省的工作程序是:凡有军国大事,先由中书舍人(正五品上)起草意见。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其中资格最老的叫“阁老”。他们各抒己见,杂署其名(张三的名字写在李四的提案上,李四的名字写在王五的提案上),叫做“五花判事”,相当于现在的“匿名制”。然后交中书省长官和次官选择、上奏,再根据皇帝的意见,由一位中书舍人草成制敕。这个人,就叫“知制诰”。
  文件草成,送门下省,由门下省长官侍中、次官门下侍郎、属官给事中(给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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