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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私人史_第4章

小说:季羡林私人史作者: 季羡林 更新时间:2016-04-14 21:27:14

已经跟西克教授学习过几个学期。等到我第二学年开始时,他来参加,没有另外开班,就在一个班上。我最初对他真是肃然起敬,他是老学生了。然而,过了不久,我就发现,他学习颇为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说不出话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从军,他始终没能征服梵文。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他没有跳过龙门。
  我自己学习梵文,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一种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我当然会感到困难。但是,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习,就必然要把它征服。在这二年内,我曾多次暗表决心:一定要跳过这个龙门。
  汉学研究所讲师
  1937年到了,我的交换期满了,是我应该回国的时候了。然而,国内“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我的家乡山东济南就被日军占领,我断了退路,就同汉学研究所发生了关系。
  这个所的历史,我不清楚,我从来也没有想去研究过。汉学虽然也属于东方学的范畴,但并不在高斯参げ楼东方研究所内,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一座大楼里面。楼前有一个大草坪,盖满绿草,有许多株参天的古橡树。整个建筑显得古穆堂皇,颇有一点气派。一进楼门,有极其宽敞高大的过厅,楼梯也是极宽极高,是用木头建成的。这里不见什么人,但是打扫得也是油光锃亮。研究所在二楼,有七八间大房子,一间所长办公室,一间课堂,其余全是藏书室和阅览室。这里藏书之富颇令我吃惊。在这几间大房子里,书架从地板一直高达天花板,全整整齐齐地排满了书,中国书和日本出版的汉籍,占绝大多数,也有几架西文书。里面颇有一些珍贵的古本,我记得有几种明版的小说,即使放在国内图书馆中,也得算作善本书。其中是否有海内孤本,因为我对此道并非行家里手,不敢乱说。这些书是怎样到哥廷根来的,我也没有打听。可能有一些是在中国的传教士带回去的。
  所长是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教授,是苏台德人,在感情上与其说他是德国人,毋宁说他是捷克人。他反对法西斯,自是意内事。在过去两年内,我们有一些来往,但不很密切。我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主动跟我谈这个问题,问我愿意不愿意留下。我已是有家归不得,正愁没有办法,他的建议自然使我喜出望外。于是交换期一满,我立即受命为汉文讲师。原来我到汉学研究所来是做客,现在我也算是这里的主人了。
  哈隆教授为人亲切和蔼,比我长二十多岁。我到研究所后,我仍然是梵文研究所的博士生,我仍然天天到高斯参げ楼去学习,我的据点仍然在梵文研究所。但是,既然当了讲师,就有授课的任务。授课地点就在汉学研究所内,我到这里来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同哈隆和他夫人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我们终于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也可以说是忘年交吧。哈隆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但汉学的基础是十分深厚的。他对中国古代文献,比如《老子》、《庄子》之类,是有很高的造诣的。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颇有一些极其精辟的见解。他对古代西域史地钻研很深,他的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士林。他非常关心图书室的建设。闻名欧洲的哥廷根大学图书馆,不收藏汉文典籍,所有的汉文书都集中在汉学研究所内。购买汉文书籍的钱好像也由他来支配。我曾经替他写过不少的信,给中国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许多旧书店,订购中国古籍。中国古籍也确实源源不断地越过千山万水,寄到研究所内。我曾特别从国内订购虎皮宣,给这些线装书写好书签,贴在上面。结果是整架的蓝封套上都贴上了黄色小条,黄蓝相映,闪出了异样的光芒,给这个研究所增添了无量光彩。
  因为哈隆教授在国际汉学界广有名声,他同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有来往。又由于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藏书丰富,所以招徕了不少外国汉学家来这里看书。我个人在汉学研究所藏书室里就见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汉学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他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蜚声世界。他翻译的唐诗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这一部《诗选》有点像中国的《唐诗三百首》之类的选本,被选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韦利翻译的中国唐诗,居然能置身其间,其价值概可想见了,韦利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也一清二楚了。
  我在这里还见到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埠诙芬(otto von m|nchenhelfen)。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艺。有一天,他拿着一部本所的藏书,让我帮他翻译几段。我忘记了书名,只记得纸张印刷都异常古老,白色的宣纸已经变成了淡黄色,说不定就是明版书。我对制漆工艺毫无通解,勉强帮他翻译了一点,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却连连点头,他因为钻研已久,精于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从那一次见面后,再没有见到他过。后来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见到他的名字。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陆,成了美籍德人了。
  可能就在“七七”事变后一两年内,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他要离开德国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汉学教授了。他在德国多年郁郁不得志,大学显然也不重视他,我从没有见到他同什么人来往过。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从家中来到研究所。夫人做点针线活,或看点闲书。他则伏案苦读,就这样一直到深夜才携手回家。在寂寞凄清中,夫妇俩相濡以沫,过的几乎是形单影只的生活。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充满了同情。临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厅为他饯行。他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我们,他在哥廷根这么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泪光在他眼里闪动,我此时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国,丢下他惨淡经营的图书室,心里是什么滋味,难道还不值得我一洒同情之泪吗?后来,他从英国来信,约我到英国剑桥大学去任教。我回信应允。可是等到我于1946年回国后,亲老、家贫、子幼,我不忍心再离开他们了。我回信说明了情况,哈隆回信,表示理解。我再没有能见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经去世,岁数也不会太大。一直到现在,我每想到我这位真正的朋友,内心就悲痛不已。
  获得博士学位
  一转眼,时间已经到了1939年。
  在这以前的两年内,德国的邻国,每年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患一种奇特的病,称之为“侵略狂”或者“迫害狂”都是可以的,我没有学过医,不敢乱说。到了此时,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的东西南北四邻中有一个邻居迫害德国人了,挑起争端了,进行挑衅了,说得声泪俱下,气贯长虹。德国人心激动起来了,全国沸腾了。但是接着来的是德国出兵镇压别人,占领了邻居的领土,他们把这种行动叫做“抵抗”,到邻居家里去“抵抗”。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这就是他们新闻政策的灵魂。连我最初都有点相信,德国人不必说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某一个邻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种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他们照例又激动起来了,全国又沸腾起来了。结果又有一个邻国倒了霉。
  我预感到情况不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的东邻波兰犯了上面说的那种怪“病”,德国“被迫”出兵“抵抗”,没有用很多的时间,波兰的“病”就完全治好了。全国被德军占领。如此接二连三,许多邻国的“病”都被德国治好,国土被他们占领。等到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突破,德军进占巴黎以后,德国的四邻的“病”都已完全被法西斯治好了。我预感,德国又要寻找新的病人了。这个病人不是别的国家,只能是苏联。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又不幸而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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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留学哥廷根(1935-1946) (4)
  1941年6月22日,我早晨一起来,女房东就告诉我,德国同苏联已经开了火。我的日记上写道:“这一招早就料到,却没想到这样快。”这本来应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但是德国人谁也不紧张。原因大概是,最近几年来,几乎每年两次出现这样的事,“司空见惯浑无事”了。我当然更不会紧张。前两天约好同德国朋友苹可斯(pinks)和格洛斯(gross)去郊游,照行不误。整整一天,我们乘车坐船,几次渡过小河,在旷野绿林中,步行了几十公里,唱歌、拉手风琴、野餐,玩了个不亦乐乎,尽欢而归。在灯火管制、街灯尽熄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了家。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德国朋友来说,今天早晨德苏宣战的消息,给我们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然而怪事还在后面。
  战争既已打响,不管人们多么淡漠,总希望听到进一步的消息:是前进了呢?是后退了呢?是相持不下呢?然而任何消息都没有。23日没有,24日没有,25日没有,26日没有,27日仍然没有。在整整沉默了一个礼拜之后,到了又一个礼拜日29日,广播却突如其来地活泼,一个早晨就播送了八个“特别广播”:德军已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一个“特别广播”报告一个重大胜利。一直表现淡漠的德国人,震动起来了,他们如疯了似的,山呼“万岁”。而我则气得内心暴跳如雷,一听“特别广播”,神经就极度紧张,浑身发抖。没有办法,我就用双手堵住耳朵,心里数着一、二、三、四等,数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广播恐已结束,然而一松手,广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时我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30日的日记里写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疯人院。”
  我的失眠症从此进入严重的阶段了。
  精神是苦闷的,形势是严峻的,但是我的学业仍然照常进行。
  在我选定的三个系里,学习都算是顺利。主系梵文和巴利文,第一学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梵文语法,第二学期就念梵文原著《那罗传》,接着读迦梨陀娑的《云使》等。从第五学期起,就进入真正的seminar(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戏,他的老师h甭赖滤梗hlüders)和他自己都是这方面的权威。第六学期开始,他同我商量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定为研究《大事》(mahāvastu)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我从此就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我的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真正是诲人不倦,第一次上课他就对我郑重宣布:他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地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我,一个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是吐火罗文。他是读通了吐火罗文的世界大师。就这样,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从军期间,我就一方面写论文,一方面跟西克教授上课。学习是顺利的。
  一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另一个副系是斯拉夫语言学,我也照常上课,这些课也都是顺利的。
  专就博士论文而论,这是学位考试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教授看学生的能力,也主要是通过论文。德国大学对论文要求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已经待了六七年,学位始终拿不到,关键就在于论文。章用就是一个例子,一个姓叶的留学生也碰到了相同的命运。我的论文,题目定下来以后,我积极写作,到了1940年,已经基本写好。瓦尔德施米特从军期间,西克也对我加以指导。瓦尔德施米特回家休假,我就把论文送给他看。
  我自己不会打字,帮我打字的是迈耶(meyer)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irmgard),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孩子。这一年的秋天,我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为梵文字母拉丁文转写,符号很多,穿靴戴帽,我必须坐在旁边,才不致出错。9月13日,论文打完。事前已经得到瓦尔德施米特的同意。10月9日,把论文交给文学院院长戴希格雷贝尔(deichgr|ber)教授。德国规定,院长安排口试的日期,而院长则由最年轻的正教授来担任。戴希格雷贝尔是希腊文、拉丁文教授,是刚被提升为正教授的。按规矩本应该三个系同时口试,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正值休假回家,不能久等;英文教授勒德尔(roeder)却有病住院。在1940年12月23日口试时,只有梵文和斯拉夫语言学,英文以后再补。
  到了第二年1941年2月19日,勒德尔教授病愈出院,补英文口试,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也参加了,我又得了一个sehr gut。连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sehr gut。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博士考试一幕就此结束。
  至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颇引起了一点轰动。轰动主要来自克劳泽(krause)教授。他是一位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像照相机那样准确无误。他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几种语言,他都能说。上课前,只需别人给他念一遍讲稿,他就能几乎是一字不差地讲上两小时。他也跟西克教授学过吐火罗语,他的大著《西吐火罗语语法》被公认为能够跟西克、西克灵(siegling)、舒尔策(schulze)的吐火罗语语法媲美。他对我的博士论文中关于语尾mathe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为据说在古希腊文中有类似的语尾,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
  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在学术史上有地位。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
  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有时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时候又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候熠熠闪光;有时候又晦暗不明。这使得我时而兴会淋漓,时而又垂头丧气。一个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大轰炸、饥饿与乡愁
  现在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国和家。“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奸汪记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被迫撤离,撤到瑞士去。我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从那里再设法回国。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张天麟那时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决心既下,就到我认识的师友家去辞行。大家当然都觉得很惋惜,我心里也充满了离情别绪。最难过的一关是我的女房东。此时男房东已经故去,儿子结了婚,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里。我是她身边唯一的一个亲人,她是拿我当儿子来看待的。回忆起来她丈夫逝世的那一个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门找医生,回家后又伴她守尸的。如今我一旦离开,五间房子里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听到我要走的消息,立刻放声痛哭。我一想到相处七年,风雨同舟,一旦诀别,何日再见?也不禁热泪盈眶了。
  到了柏林以后,才知道,到瑞士去并不那么容易。即便到了那里,也难以立即回国。看来只能留在德国了。此时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虽然小的轰炸已经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规模的猛烈的轰炸,还没有开始。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上去还平平静静。大街上仍然是车水马龙,行人熙攘,脸上看不出什么惊慌的神色。我抽空去拜访了大教育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espranger),又到普鲁士科学院去访问西克灵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读通了吐火罗文。我读他的书已经有些年头了,只是从未晤面。他看上去非常淳朴老实,木讷寡言。在战争声中仍然伏案苦读,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学者。就这样,我在柏林住了几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时间是1942年10月30日。
  我一回到家,女房东仿佛凭空捡了一只金凤凰,喜出望外。我也仿佛有游子还家的感觉。回国既已无望,我只好随遇而安,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同德国共存亡,同女房东共休戚了。
  我又恢复了七年来的刻板单调的生活。每天在家里吃过早点,就到高斯参げ楼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饭照例在外面饭馆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学生,办完了退学手续,专任教员了。我不需要再到处跑着去上课,只是有时到汉学研究所去给德国学生上课。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读书和写作上。我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我的博士论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除了肚子饿和间或有的空袭外,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研究所对面就是大学图书馆,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时甚至极为稀奇古怪的参考书,这里几乎都有,真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因此,我的写作成果是极为可观的。在博士后的五年内,我写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自谓每一篇都有新的创见。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还不断有人引用。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然而来了大轰炸。
  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四年。最初一两年,英美苏的飞机也曾飞临柏林上空,投掷炸弹。但那时技术水平还相当低,炸弹只能炸坏高层楼房的最上面一二层,下面炸不透。因此每一座高楼都有的地下室就成了全楼的防空洞,固若金汤,人们待在里面,不必担忧。即使上面中了弹,地下室也只是摇晃一下而已。德国法西斯头子都是说谎专家、牛皮大王,这一件事他们也不放过。他们在广播里报纸上,嘲弄又加吹嘘,说盟军的飞机是纸糊的,炸弹是木制的,德国的空防系统则是铜墙铁壁。政治上比较天真的德国人民,哗然和唱,全国一片欢腾。
  然而曾几何时,盟军的轰炸能力陡然增强。飞来的次数越来越多,每一次飞机的数目也越增越多。不但白天来,夜里也能来。炸弹穿透力量日益提高,由穿透一两层提高到穿透七八层,最后十几层楼也抵挡不住。炸弹由楼顶穿透到地下室,然后爆炸,此时的地下室就再无安全可言了。我离开柏林不久,英国飞机白天从西向东飞,美国飞机晚上从东向西飞,在柏林“铺起了地毯”。所谓“铺地毯”是此时新兴的一个名词,意思是,飞机排成了行列,每隔若干米丢一颗炸弹,前后左右,不留空隙,就像客厅里铺地毯一样。到了此时,法西斯头子“王顾左右而言他”,以前的牛皮仿佛根本没有吹过,而老实的德国人民也奉陪健忘,再也不提什么纸糊木制了。
  哥廷根是个小城,最初盟国飞机没有光临。到了后来,大城市已经炸遍,有的是接二连三地炸,小城市于是也蒙垂青。哥廷根总共被炸过两次,都是极小规模的,铺地毯的光荣没有享受到。这里的人民普遍大意,全城没有修筑一个像样的防空洞。一有警报,就往地下室里钻。灯光管制还是相当严的。每天晚上,在全城一片黑暗中,不时有“licht aus!”(灭灯!)的呼声喊起,回荡在夜空中,还颇有点诗意哩。有一夜,英国飞机光临了,我根本无动于衷,拥被高卧。后来听到炸弹声就在不远处,楼顶上的窗子已被震碎。我一看不妙,连忙狼狈下楼,钻入地下室里。心里自己念叨着:以后要多加小心了。
  第二天早起进城,听到大街小巷都是清扫碎玻璃的哗啦哗啦声。原来是英国飞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投下的是气爆弹,目的不在伤人,而在震碎全城的玻璃。他们只在东、西城门处各投一颗这样的炸弹,全城的玻璃大部分都被气流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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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留学哥廷根(1935-1946) (5)
  万没有想到,我在此时竟碰到一件怪事。我正在哗啦声中,沿街前进,走到兵营操场附近,从远处看到一个老头,弯腰屈背,仔细看什么。他手里没有拿着笤帚之类的东西,不像是扫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认清,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prandtl)教授。我赶忙喊一声:“早安,教授先生!”他抬头看到我,也说了声:“早安!”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无独有偶。我听说,在南德慕尼黑城,在一天夜里,盟军大批飞机飞临城市上空,来“铺地毯”。正在轰炸高峰时,全城到处起火,人们都纷纷从楼上往楼下地下室或防空洞里逃窜,急急如漏网之鱼。然而独有一个老头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是从楼下往楼顶上跑,也是健步如飞,急不可待。他是一位地球物理学教授。他认为,这是极其难得的做实验的机会,在实验室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样的现场:全城震声冲天,地动山摇。头上飞机仍在盘旋,随时可能有炸弹掉在他的头上。然而他全然不顾,宁愿为科学而舍命。对于这样的学者,我又有什么话好说呢?
  大轰炸就这样在全国展开。德国人民怎样反应呢?法西斯头子又怎样办呢?每次大轰炸之后,德国人在地下室或防空洞里蹲上半夜,饥寒交迫,担惊受怕,情绪当然不会高。他们天性不会说怪话,至于有否腹诽,我不敢说。此时,法西斯头子立即宣布,被炸城市的居民每人增加“特别分配”一份,咖啡豆若干粒,还有一点别的什么。外国人不在此例。不了解当时德国情况的人,无法想象德国人对咖啡偏爱之深。有一本杂志上有一幅漫画:一只白金戒指,上面镶的不是宝石,不是金刚钻,而是一颗咖啡豆。可见咖啡身价之高。挨过一次炸,正当接近闹情绪的节骨眼上,忽然皇恩浩荡,几粒咖啡豆从天而降,一杯下肚,精神焕发,又大唱“德国必胜”的滥调了。
  在哥廷根第一次被轰炸之后,我再也不敢麻痹大意了。只要警笛一响,我立即躲避。到了后来,英国飞机几乎天天来。用不着再在家里恭候防空警报了。我吃完早点,就带着一个装满稿子的皮包,走上山去,躲避空袭。另外还有几个中国留学生加入了这个队伍,各自携带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走向山中。
  同轰炸并驾齐驱的是饥饿。
  我初到德国的时候,供应十足充裕,要什么有什么,根本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法西斯头子侵略成性,其实法西斯的本质就是侵略,他们早就扬言:要大炮,不要奶油。在最初,德国人桌子上还摆着奶油,肚子里填满了火腿,根本不了解这句口号的真正意义。于是,全国翕然响应,仿佛他们真不想要奶油了。大概从1937年开始,逐渐实行了食品配给制度。最初限量的就是奶油,以后接着是肉类,最后是面包和土豆。到了1939年,希特勒悍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的腰带就一紧再紧了。这一句口号得到了完满的实现。
  我虽生也不辰,在国内时还没有真正挨过饿。小时候家里穷,一年至多只能吃两三次白面,但是吃糠咽菜,肚子还是能勉强填饱的。现在到了德国,才真受了“洋罪”。这种“洋罪”是慢慢地感觉到的。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优哉游哉、处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黄油失踪以后,取代它的是人造油。这玩意儿放在汤里面,还能呈现出几个油珠儿,但一用来煎东西,则在锅里昙干,一缕轻烟,油就烟消云散了。在饭馆里吃饭时,要经过几次思想斗争,从战略观点和全局观点反复考虑之后,才请餐馆服务员(herr ober)“煎”掉一两肉票。倘在汤碗里能发现几滴油珠,则必大声唤起同桌者的注意,大家都乐不可支了。
  最困难的问题是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粉,无从否认或证实。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能在肚子里制造气体。在公共场合出虚恭,俗话就是放屁,在德国被认为是极不礼貌,有失体统的。然而肚子里带着这样的面包去看电影,则在影院里实在难以保持体统。我就曾在看电影时亲耳听到虚恭之声,此起彼伏,东西应和。我不敢耻笑别人,我自己也正在同肚子里过量的气体作殊死斗争,为了保持体面,想把它镇压下去,而终于还以失败告终。
  但是也不缺少令人兴奋的事:我打破了纪录,是自己吃饭的纪录。有一天,我同一位德国女士骑自行车下乡,去帮助农民摘苹果。在当时,城里人谁要是同农民有一些联系,别人会垂涎三尺的,其重要意义决不亚于今天的“走后门”。这一位女士同一户农民挂上了钩,我们就应邀下乡了。苹果树都不高,只要有一个短梯子,就能照顾全树了。德国苹果品种极多,是本国的主要果品。我们摘了半天,工作结束时,农民送了我一篮子苹果,其中包括几个最优品种的;另外还有五六斤土豆。我大喜过望,跨上了自行车,有如列子御风而行,一路青山绿水看不尽,轻车已过数重山。到了家,把土豆全部煮上,蘸着积存下的白糖,一鼓作气,全吞进肚子,但仍然还没有饱意。
  长期挨饿的结果是,人们都逐渐瘦了下来。现在有人害怕肥胖,提倡什么减肥,往往费上极大的力量,却不见效果。于是有人说:“我就是喝白水,身体还是照样胖起来的。”这话现在也许是对的,但在当时却完全不是这样。我的男房东在战争激烈时因心脏病死去。他原本是一个大胖子,到死的时候,体重已经减轻了二三十公斤,成了一个瘦子了。我自己原来不胖,没有减肥的物质基础。但是饥饿在我身上也留下了伤痕:我失掉了饱的感觉,大概有八年之久。后来到了瑞士,才慢慢恢复过来。此是后话,这里不提了。
  逸趣虽然有,但环境日益险恶,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随着形势的日益险恶,我的怀乡之情也日益腾涌。这比刚到哥廷根时的怀念母亲之情,其剧烈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种怀乡之情并不是由于受了德国方面的什么刺激而产生的。正相反,看了德国人的沉着冷静的神态,使我颇感到安慰。他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看不出什么紧张。比如就拿轰炸来说吧,我原以为,轰炸到了“铺地毯”的程度,已经是蔑以复加矣。然而不然。原来还有更高的层次。最初,敌机飞临德国上空时,总要拉响警笛的。警笛也有不同的层次,以敌机距离本城的远近来划分。敌机一飞走,警报立即解除。我们都绝对要听从警笛的指挥,不敢稍有违反。在这里也表现出德国人遵守纪律、热爱秩序的特点。
  但是,到了后来,东线战争毫无进展,德国从四面受到包围。防空能力一度吹嘘得像神话一般,现在则完全垮了台。敌机随时可以飞临上空,也不论白天和夜晚,愿意投弹则投弹;不愿意投弹,则以机关枪向地面扫射。警笛无法拉响,警报无法发出。因为一天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都在警报中,警笛已经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到了此时,我们出门,先抬头看一看天空,天上有飞机,则到街道旁边的房檐下躲一躲。飞机一过,立即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常常听到人说,什么地方的村庄和牛被敌机上的机关枪扫射了,子弹比平常的枪弹要大得多。听到这些消息,再加上空中的机声,然而人们丝毫也不紧张,而有点处之泰然了。
  再拿食品来说吧。日益短缺,这自在意料之中,不足为怪。奇怪的倒是德国人,他们也是处之泰然的,不但没有怪话,而且有时还颇有些幽默感。我曾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家人在吃饭。舅舅用叉子叉着一块兔子肉,嘴里连声称赞:“真好吃呀!”而坐在对面的小外甥,则低头垂泪。这兔子显然是小孩豢养大的。从城里来的舅舅只知道肉好吃,全然不理解小孩的心情。德国人给人的印象是严肃、认真、淳朴,他们的彻底性是有口皆碑的。他们似乎不像英国人那样欣赏幽默。然而在食品缺乏到可怕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居然并不缺少幽默。我提到的这一幅漫画不是一个绝好的证明吗?
  德国人这种对待轰炸和饥饿的超然泰然的态度,当然会感染了我。但是我身处异域,离开自己的祖国和亲人有千山万水之遥。比起德国人来,祖国和亲人就在眼前,当然感受完全不同。我是一个“老外”,是在异域受“洋罪”。自己的一些牢骚、一些想法,平常日子无法宣泄,自然而然地就在梦中表现出来。我不是庄子所谓的“至人无梦”的“至人”,我的梦非常多。我的一些希望在梦中肆无忌惮地得到了满足。我梦的最多的是祖国的食品。我这个人素无大志,在食品方面亦然。我从来没有梦到过什么燕窝、鱼翅、猴头、熊掌,这些东西本来就与我缘分不大。我做梦梦到最多的是吃炒花生米和锅饼(北京人叫“锅盔”)。这都是小时候常吃而直到今天耄耋之年仍然经常吃的东西。每天平旦醒来,想到梦中吃的东西,怀乡之情如大海怒涛,奔腾汹涌,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
  此时,大学的情况,也真让人触目伤心。大战爆发以后,有几年的时间,男生几乎都被征从军,只剩下了女生,奔走于全城各研究所之间,哥廷根大学变成一个女子大学。无论走进哪一间教室或实验室,都是粉白黛绿,群雌粥粥,仿佛到了女儿国一般。等到战争越过了最高峰逐渐走向结束的时候,从东部俄国前线上送回来了大量的德国伤兵,一部分就来到了哥廷根。这时候,在大街上奔走于全城各研究所之间的,除了女生以外,就是缺胳膊断腿的拄着双拐或单拐,甚至乘坐轮椅的伤残大学生。在上课的大楼中,在洁净明亮的走廊上,拐杖触地的清脆声,处处可闻。这种声音回荡在粉白黛绿之间,让人听了,不知应当作何感想。德国的大音乐家还没有哪一个谱过拐声交响乐。我这个外乡人听了,真是欲哭无泪。
  同德国伤兵差不多同时拥进哥廷根城的是苏联、波兰、法国等国的俘虏,人数也是很多的。既然是俘虏,最初当然有德国人看管。后来大概是由于俘虏太多,而派来看管的德国男人则又太少了,我看到好多俘虏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闲逛。我也曾在郊外农田里碰到过苏联俘虏,没有看管人员,他们就带了锅,在农田挖掘收割剩下的土豆,挖出来,就地解决,找一些树枝,在锅里一煮,就狼吞虎咽地吃开了。他们显然是饿得够呛的。俘虏中是有等级的,苏联和法国俘虏级别似乎高一点,而波兰的战俘和平民,在法西斯眼中是亡国之民,受到严重的侮辱性的歧视,每个人衣襟上必须缝上一个写着p字的布条,有如印度的不可接触者,让人一看就能够分别。法显《佛国记》中说是“击木以自异”,在现代德国是“挂条以自异”。有一天,我忽然在一个我每天必须走过的菜园子里,看到一个襟缝p字的波兰少女在那里干活,圆圆的面孔,大大的眼睛,非常像八九年前我在波兰火车上碰到的wala。难道真会是她吗?我不敢贸然搭话。从此我每天必然看到她在菜地里忙活。“同是天涯沦落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句话。我心里痛苦万端,又是欲哭无泪。经过长期酝酿,我写成了那一篇《wala》,表达了我的沉痛心情。
  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个样子。
  此时,我同家里早已断了书信。祖国抗日战争的情况也几乎完全不清楚。偶尔从德国方面听到一点消息,由于日本是德国盟国,也是全部谎言。杜甫的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想把它改为“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这样才真能符合我的情况。日日夜夜,不知道有多少事情揪住了我的心。祖国是什么样子了?家里又怎样了?叔父年事已高,家里的经济来源何在?婶母操持这样一个家,也真够她受的。德华带着两个孩子,日子不知是怎样过的?“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我想,他们是能够忆长安的。他们大概知道,自己有一个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家里还有一条名叫“憨子”的小狗,在国内时,我每次从北京回家,一进门就听到汪汪的吠声,但它一看到是我,立即摇起了尾巴,憨态可掬。这一切都是我时刻想念的。连院子里那两棵海棠花也时来入梦。这些东西都使我难以摆脱。真正是抑制不住的离愁别恨,数不尽的不眠之夜!
  我特别是经常想到母亲。初到哥廷根时思念母亲的情景,上面已经谈过了。当我同祖国和家庭完全断掉联系的时候,我思母之情日益剧烈。母亲入梦,司空见惯。但可恨的是,即使在梦中看到母亲的面影,也总是模模糊糊的。原因很简单,我的家乡是穷乡僻壤,母亲一生没照过一张相片。我脑海里那一点母亲的影子,是我在十几岁时离开她用眼睛摄取的,是极其不可靠的。可怜我这个失母的孤儿,连在梦中也难以见到母亲的真面目,老天爷不是对我太残酷了吗?
  我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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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留学哥廷根(1935-1946) (6)
  在深切怀念我的两个不在眼前的母亲的同时,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国老师们,就越发显得亲切可爱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年轻。他的年龄确实不算太大,同我见面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个人认为,他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教授架子,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愤怒地说道:“das ist aber alles 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女士从此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我跟他学了十年,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他教学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不这样是不行的,一个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字母,意义往往差别很大。我以后自己教学生,也学他的榜样,死抠语法。他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记得是德国19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ewald)说过一句话:“教语言好比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瓦尔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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