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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私人史_第10章

小说:季羡林私人史作者: 季羡林 更新时间:2016-04-14 21:27:47

释放了的死囚。此时我的灵魂仿佛才回到自己身上。我发现,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我就这样一瘸一拐,走回家来。我的狼狈情况让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然而立即转惊为喜:我总算是活着回来了。
  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斗。它确实能令人惊心动魄,毕生难忘。它把人的残酷的本性暴露无遗。然而它却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我一条命。“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我心里又想。可我心里真是充满了后怕。如果押解我的红卫兵晚来半小时的话,我早就爬过了楼后的短墙,到了圆明园,服安眠药自尽了。如果我的态度稍微好一点的话,东语系新北大公社的头领们决不会想到要煞一煞我的威风,不让我来陪斗,我也早已横尸圆明园大苇塘中了。还能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我还得到了一个结论,一条人生经验:对待坏人有时候还是态度坏一点好。我因为态度坏,才捡了一条命。这次批斗又仿佛是做了一次实验,确定一个人在残酷的折磨下能够忍受程度的最低线。我所遭受的显然还是在这一条线上的。这些都是胡思乱想。反正性命是捡到了。可是捡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
  既然决心活下去了,那就要准备迎接更残酷更激烈的批斗。这个思想准备我是有的。
  我在这里想先研究一个问题:批斗问题。我不知道,这种形式是什么人发明的。大概也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发明出来的吧。如果对这种发明创造也有专利权的话,这个发明者是一个天才,他应当获得头等大奖。但是我认为他却是一个愚蠢的天才。这种批斗在形式上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实则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在旧社会,县太爷或者什么法官,下令打屁股、上夹板,甚至用竹扦刺入“犯人”的指甲中,目的是想屈打成招。现在的批斗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如果只想让被批斗者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你不是已经用大喇叭、大字报昭告天下了吗?承认不承认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个或这些发明者或许受了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他或他们是为批斗而批斗。再想得坏一点,他或他们是为了满足人类折磨别人以取乐的劣根性而批斗。总之,我认为,批斗毫无用处。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批斗法。这种方法禽兽们是想不出来的。人为万物之灵,信矣夫!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命捡到了,很好。但是捡来是为了批斗的。隔了几天,东语系批斗开始了。原来只让我做配角,今天升级成了主角了。批斗程式,一切如仪。激烈的敲门声响过之后,进来了两个(比上次少了一个)红卫兵,雄赳赳,气昂昂,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押解着我到了外文楼。进门先在楼道里面壁而立。我仍然是什么都不敢看。耳旁只听得人声嘈杂。我身旁站着两个面壁的人。我明白,这是陪斗者。我在东语系工作了二十多年,现在培养出来的教员和学生,工作起来,有条不紊,滴水不漏,心里暗暗地佩服。还没有等我思想转回到现场来,只听得屋里一声大喊:“把季羡林押上来!”从门口到讲台也不过十几步。然而这十几步可真难走呀!四只手扭住了我的胳臂,反转到背上,还有几只手卡住脖子。
  我身上起码有七八只手,距离千手千眼佛虽还有一段差距,然而已经够可观的了。可是在这些手的缝里还不知伸进了多少手,要打我的什么地方。我就这样被推推搡搡押上了讲台。此处是我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候我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不测,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分子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这××是可以变换的,比如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为“走资派”,再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我先声明一句: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再变为什么,我记不清了。每变换一次,“革命群众”就跟着大喊一次。大概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帽子都给我戴遍了。我成了北京大学集戴帽子之大成的显赫人物!
  我斜眼看了看主席台的桌子上摆着三件东西:一是明晃晃一把菜刀;一是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一是画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我心里一愣,几乎吓昏了过去。我想:“糟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对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三件东西的每一件都能形象地激发起群众的极大的仇恨,都能置我于死地。今天我这个挂头牌的主角看来是凶多吉少了。古人说过:“既来之,则安之。”地上没有缝,我是钻不进去的。我就“安之”吧。
  “打倒”的口号喊过以后,恭读主席语录,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你不打他就不倒”之类。我也不知道,读语录会起什么作用。是对“革命群众”的鼓励呢?还是对“囚犯”的震慑?反正语录是读了,而且一条一条地读个没完。终于语录结束了。什么人作主旨发言――好像就是到我家去抄过家的学泰语的王某某――历数我的“罪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我此时正坐着喷气式,两腿酸痛得要命。我全身精力都集中到腿上,只能腾出四分之一的耳朵聆听发言。发言百分之九十九是诬蔑、捏造、罗织、说谎。我的头脑还是清楚的,但是没有感到什么愤愤不平――惯了。他说到激昂处,“打倒”之声震动屋瓦。宇宙间真仿佛充满了正气。这时逐渐有人围了过来,对我拳打脚踢,一直把我打倒在地。
  我在大饭厅陪斗时,只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这声音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这次却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是否已经鼻青脸肿,没有镜子,我自己看不到。不久有人把我从地上拖了起来,是更激烈的拳打脚踢。此时我想坐喷气式也不可能了。围攻者中我看清楚的有学印地语的郑某,学朝鲜语的谷某某,还有学越南语的王某某。前一个能说会道,有“电门”之称,是“老佛爷”麾下的铁杆。后二者则都是彪形大汉,“两臂有千钧之力”。我忽然又有了被抄家时的想法: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手无缚鸡之力。你们只需出一个女的铁杆社员,就足能把我打倒在地,并且踏上一千只脚了。何必动用你们武斗时的大将来对付我呢?你别说,这些巨无霸还真恪尽厥职,绝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他们用牛刀来杀我这一只鸡。结果如何,读者自己可以想象了。
  我不知道批斗总共进行了多长的时间。真正批得淋漓尽致。我这个主角大概也“表演”(被动地表演)得不错。恐怕群众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那一份享受,满意了。我忽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我又被反剪双手,在拳头之林中,在高呼的口号声中,被押出了外文楼。然而革命热情特高的群众,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出来,追在我的身后,仍然是拳打脚踢,我想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然而却办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好像一个姓罗的阿拉伯语教员说了几句话,追兵同仇敌忾的劲头稍有所缓和。这时候我已经快逃到了民主楼。回头一看,后头没了追兵。心仿佛才回到自己的腔子里,喘了一口气。这时才觉得浑身上下又酸又痛,鼻下、嘴角、额上,有点黏糊糊的,大概是血和汗。我就这样走回了家。
  我又经过了一场血的洗礼。
  跟着来的是一个批斗的高潮期。
  从1967年冬天到1968年春天,隔上几天,总有一次批斗。对此我已经颇能习以为常,“曾经沧海难为水”,我是在批斗方面见过大世面的人,我又珍惜我这一条像骆驼钻针眼似的捡来的性命,我再不想到圆明园了。
  这一个高潮期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从开始直到次年的春初为批斗和审讯阶段;从春初到1968年5月3日为批斗、审讯加劳动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中,批斗的单位很多,批斗的借口也不少。我曾长期在北大工会工作。我生平获得的第一个“积极分子”称号,就是“工会积极分子”。北京刚一解放,我就参加了教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后来进一步发展,组成了教职员联合会,最后才组成了工会。风闻北大工人认为自己已是领导阶级,羞与知识分子为伍组成工会。后经不知什么人解释、疏通,才勉强答应。工会组成后,我先后担任了北大工会组织部部长,沙滩分会主席。在沙滩时,曾经学习过美国竞选的办法,到工、农、医学院和国会街北大出版社各分会,去做竞选演说,精神极为振奋。当时初经解放,看一切东西都是玫瑰色的。
  为了开会布置会场,我曾彻夜不眠,同几个年轻人共同劳动,并且以此为乐。当时我有一个问题,怎么也弄不清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常常萦绕在我脑海中。后来听一个权威人士解释说:知识分子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我的政治理论水平非常低。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是工人而能属于工人阶级?为了调和教授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我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是心里始终是糊里糊涂的。不管怎样,我仍然兴高采烈地参加工会的工作。1952年,北大迁到城外以后,我仍然是工会积极分子。我被选为北京大学工会主席。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人得到了这个殊荣。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却成了我的特殊罪状。北大“工人阶级”的逻辑大概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臭知识分子,得以滥竽工人阶级,已经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宽宏大量,现在竟成了工人阶级组织的头儿,实在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矣。对北大“工人阶级”的这种逻辑,我是能够理解的,有时甚至是同意的。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我有个人考虑。至于北大“工人阶级”是否都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当时还没有考虑。但是对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却大惑不解。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当了教授,当了系主任,甚至当了副校长和工会主席,可并没有真正统治学校呀!真正统治学校的是上级派来的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据我个人的观察,这些老革命个个都兢兢业业地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勤勤恳恳地工作。他们不愧是国家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成了“走资派”,我觉得很不公平。现在又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拉进了“统治”学校的圈子。这简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这个问题现在暂且不谈,先谈我这个工会主席。我被“打倒”批斗以后,北大的工人不甘落后。在对我大批斗的高潮中,他们也挤了进来。他们是工人,想法和做法都同教员和学生有所不同。
  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颇为明显的:工人比学生力气更大,行动更“革命”(野蛮)。他们平常多欣赏评剧,喜欢相声等民间艺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大概发现了大批斗比评剧和相声要好看、好听得多,批斗的积极性也就更高涨。批斗我的机会他们怎能放过呢?于是在一阵激烈的砸门声之后,闯进来了两个工人,要押解我到什么地方去批斗。他们是骑自行车来的。我早已无车可骑。这样我就走在中间,一边一个人推车“护驾”,大有国宾乘车左右有摩托车卫护之威风。可惜我此时心里正在打鼓,没有闲情逸致去装阿q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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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我和北大(1946~1993) (12)
  听说,北大工人今天本来打算把当过北大工会主席的三位教授揪出来,一起批斗。如果真弄成的话,这是多么难得的一出戏呀!这要比杨小楼和梅兰芳合演什么戏还要好看得多。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经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另一位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揪着,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实在是大煞风景。但是,“咱们工人有力量”,来一个就先斗一个吧。就这样,他们仍然一丝不苟,并没有因为只剩下一个人,就像平常劳动那样,偷工减料,敷衍了事。他们决不率由旧章,而是大大地发挥了创造性:把在室内斗争,改为“游斗”,也就是在室外大马路上,边游边斗。这样可以供更多的人观赏,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别的什么心。我糊里糊涂,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任人摆布,任人捉弄。我不知道沿途“观礼”者有多少人。从闹哄哄的声音来推测,大概人数不少。口号声响彻云霄,中间掺杂着哈哈大笑声。可见这一出戏是演得成功的。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脾气:理论讲得少,拳头打得重,口号喊得响,石块投得多。耳光和脚踢,我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忤。这一次不让我坐喷气式,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真是感恩戴德了。
  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北大亚非所的“革命群众”又来揪斗我了。人们干事总喜欢一窝蜂的方式,要么都不干,要么都抢着干。我现在又碰到了这一窝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北大根据教委(当时还叫教育部或者高教部)的意见,成立了亚非研究所。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找我,要我担任所长。其实是挂名,我什么事情都不管。因此我同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觉得关系还不错。可是一旦我被“打倒”,所里的人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或者别的什么性,决不能放过批斗我的机会。这算不算“落井下石”呢?大家可以商量研究。
  总之我被揪到了燕南园的所里,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室内进行的,屋子不大,参加的人数也不多。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至于批斗发言,则依然是百分之九十胡说八道,百分之九罗织诬陷,大约只有百分之一说到点子上。总起来看水平不高。批斗完了以后,我轻轻松松地走回家来。如果要我给这次批斗打一个分数的话,我只能给打二三十分,离及格还有一大截子。
  在一次东语系的批斗会上――顺便说一句,这样的批斗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根据生理和心理的原则,事情太多了,印象就逐渐淡化,我不能都一一记住了――我瞥见主斗的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的面孔以外,又有了对立面井冈山的面孔。这两派虽然斗争极其激烈,甚至动用了长矛和其他自制的武器,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势。然而,从本质上来看,二者并没有区别,都搞那一套极左的东西,都以形而上学为思想基础,都争着向那一位“红色女皇”表忠心。
  现在是对“敌”斗争了――这个“敌”就是我――大家同仇敌忾,联合起来对我进行批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一次斗争的主题是从我被抄走的日记上找出的一句话:“江青给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针吗啡,他们的气焰又高涨起来了。”这就犯了大忌,简直是大不敬。批斗者的理论水平极低――他们从来也没有高过――说话简直是语无伦次。我坐在喷气式上,心里无端产生出卑夷之感。可见我被批斗的水平已经猛增,甚至能有闲情逸致来评断发言的水平了。从两派合流我想到了自己的派性。日记中关于江青的那一句话,证明我的派性有多么顽固。然而时过境迁,我认为对之忠贞不二的那一派早已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我了。我边坐喷气式,边有点愤愤不平了。
  这样的批斗接二连三,我心中思潮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静。我想得很多,很多;很远,很远。我想到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一个半文盲。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我天天下地劳动。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的地位,可以教育知识分子了。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可以无忧无患,多么舒服惬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已极。然而一旦转为“反动权威”,则天天挨批挨斗,胆战心惊,头顶上还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顶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么后悔呀!造化小儿实在可恶之至!
  这样的后悔药没有什么用处,这一点我自己知道。我下定决心,不再去想,还是专心致志地考虑眼前的处境为佳,这样可能有点实际的效益。我觉得,我在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锻炼身体。这种锻炼不是一般的体育锻炼,而是特殊的锻炼。说明白一点就是专门锻炼双腿。我分析了当时的种种矛盾,认为最主要的矛盾是善于坐喷气式,能够坐上两三小时而仍然能坚持不倒。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倘若在批斗时坐喷气式受不住倒在地上,其后患简直是不堪设想。批斗者一定会认为我是故意捣乱,罪上加罪,拳打脚踢之外,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惩罚我哩。我必须坚持下来,但是坚持下来又是万分不容易的。坐喷气式坐到半小时以后,就感到腰酸腿痛,浑身出汗;到了后来,身子直晃悠,脑袋在发晕,眼前发黑,耳朵轰鸣。此时我只能咬紧牙关。我有时也背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的潜台词是:“下定决心,不怕苦痛,排除万难,去争取不要倒下!”你别说,有时还真有效。我坚持再坚持。到了此时,台上批斗者发言不管多么激昂慷慨,不管声音多么高,“打倒,打倒”的呼声不管多么惊天动地,在我听起来,只如隔山的轻雷,微弱悠远而已。
  这样的经验有过多次。自己觉得,并不保险。为了彻底解决、根本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我必须有点长久之计。我于是就想到锻炼双腿。我下定决心,每天站在阳台上进行锻炼。我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是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我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汗而后止。这样的体育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未有。如果我不讲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他们一定认为这是海外奇谈。今日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
  站在阳台上,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我能从远处看到来我家押解我去批斗或审讯的红卫兵。我脾气急,干什么事我都从来不晚到。对待批斗,我仍然如此。我希望批斗也能正点开始。至于何时结束,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站在阳台上,还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有一天,我在“锻炼”之余,猛然抬头看到楼下小园内竹枝上坐着的麻雀。此时已是冬天,除了松柏翠竹外,万木枯黄,叶子掉得精光。几杆翠竹更显得苍翠欲滴。坐在竹枝上的几只小麻雀一动也不动。我的眼前一亮,立刻仿佛看到一幅宋画“寒雀图”之类。我大为吃惊,好像天老爷在显圣,送给我了一幅画,在苦难中得到点喜悦。但是,我稍一定神,顿时想到,这是什么时候我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我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真可谓顽固至极,说我“死不改悔”,我还有什么办法不承认呢?
  类似这样的奇思怪想,我还有一些。每一次红卫兵押着我沿着湖边走向外文楼或其他批斗场所时,我一想到自己面临的局面,就不寒而栗。我是多么想逃避呀!但是茫茫天地,我可是往哪里逃呢?现在走在湖边上,想到过去自己常在这里看到湖中枯木上王八晒盖。一听到人声,通常是行动迟缓的王八,此时却异常麻利,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我看到脚下乱爬的蚂蚁,自己又想到,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蚂蚁呢?只要往草丛里一钻,任何人都找不到了。我看到天空中飞的小鸟,自己又想到,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小鸟呢?天高任鸟飞,翅膀一展,立刻飞走,任何人都捉不到了。总之,是嫌自己身躯太大。堂堂五尺之躯,过去也曾骄傲过,到了现在,它却成了累赘,欲丢之而后快了。
  这一些幻想毫无用处,自己知道。有用处的办法有没有呢?有的,那就是逃跑。我确实认真考虑过这一件事。关键是逃到什么地方去。逃到自己的家乡,这是最蠢的办法。听说有一些人这样做了。新北大公社认为这是犯了王法,大逆不道,派人到他的家乡,把他揪了回来,批斗得加倍地野蛮残酷。这一条路决不能走。那么逃到哪里去呢?我曾考虑过很多地方,别人也给我出过很多点子,或到朋友那里,或到亲戚那里。我确曾认真搜集过全国粮票,以免出门挨饿。最后,考虑来,考虑去,认为那些都只是幻想,有很大的危险,还是留在北大吧。这是一条最切实可走的路,然而也是最不舒服、最难忍受的路,天天时时提心吊胆,等候红卫兵来抓,押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而,忽然有一天,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派人来下达命令:每天出去劳动。这才叫做“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没有劳动怎么能改造呢?这改变了我天天在家等的窘境,心中暂时略有喜意。
  从今以后,我就同我在上面谈到的首先被批斗的老教授一起,天天出去劳动。仅在一年多以前十年浩劫初起时,在外文楼批斗这一位老教授,我当时还滥竽人民之内,曾几何时,我们竟成了“同志”。人世沧桑,风云变幻,往往有出人意料者,可不警惕哉!
  我们这一对难兄难弟,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同为阶下囚。每天八点到指定的地方去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去干杂活。十二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晚上六点回家。劳动的地方很多,工种也有变换,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我们二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马,在工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干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据我从旁观察,从那时起,北大工人就变成了白领阶级,又好像是押解犯人的牢头禁子,自己什么活都不干,成了只动嘴不动手的“君子”。我颇有点腹诽之意。然而,工人是领导一切的阶级,我自己只不过一个阶下囚,我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也不敢说三道四了。
  据我看,专就北京大学而论,这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工人整知识分子的运动。在旧社会,教授与工人地位悬殊,经济收入差距也极大。有一些教授自命不凡,颇有些“教授架子”,对工人不够尊重。工人心中难免蕴藏着那么一点怨气。在那时候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解放以后,情况变了。到了十年浩劫,对某一些工人来说,机会终于来了。那一股潜伏的怨气,在某一些人鼓励煽动下,一股脑儿爆发出来了。在大饭厅批斗面壁而立时,许多响亮的耳光声,就来自某一些工人的巴掌与某一些教授的脸相接触中。我这些话,有一些工人师傅可能不肯接受。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要实事求是,事情是什么样子,就应该说它是什么样子。不接受也否认不了事实的存在。
  我现在就是在一个工人监督下进行劳改。多脏多累的活,只要他的嘴一动,我就必须去干。这位工人站在旁边颐指气使。他横草不动,竖草不沾,就这样来“领导一切”。
  这样劳动,我心里有安全感了没有?一点也没有。我并不怕劳动。但是这样的劳动,除了让我失掉锻炼双腿的机会而感到遗憾外,仍然要随时准备着,被揪去批斗,东语系或北大的某一个部门的头领们,一旦心血来潮,就会派人到我劳动的地方,不管这个地方多么远,多么偏僻,总能把我手到擒来。有时候,在批斗完了以后,仍然要回原地劳动。坐过一阵喷气式以后,劳动反而给我带来了乐趣,看来我真已成了不可雕的朽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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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我和北大(1946~1993) (13)
  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我决不敢,也不愿意走阳关大道。在大道上最不安全。戴红袖章手持长矛的红卫兵,三五成群,或者几十成群,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路上,大有“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概。像我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我们满脸晦气,目光呆滞,身上鹑衣百结,满是尘土,同叫花子差不多。况且此时我们早已成了空中飞鸟,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我们一拳或一个耳光,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这能表现“革命”的义愤,会受到尊敬的。连十几岁的小孩都知道我们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的。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吐沫,可以列入“优胜纪略”中的。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我们眼里撒。如果任其撒入,眼睛是能够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有“夹着尾巴逃跑”一途。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我:“过来!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快走几步,逃跑。我还不敢跑得太快,否则吓坏了我们“祖国的花朵”,我们的罪孽就更大了。我有时候想,如果我真成了瞎子,身上再被“踏上一千只脚”,那可真是如坠入十九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敢走阳关大道怎么办呢?那就专拣偏僻的小路走。在十年浩劫期间,北大这样的小路要比现在多得多。这样的小路大都在老旧房屋的背后,阴沟旁边。这里垃圾成堆,粪便遍地,杂草丛生,臭气熏天。平常是绝对没有人来的,现在却成了我的天堂。这里气味虽然有点难闻,但是非常安静。野猫野狗是经常能够碰到的。猫狗的“政治觉悟”很低,完全不懂“阶级斗争”,它们不知道我是“黑帮”,只知道我是人,对人它们还是怕的。到了这个环境里,平常不敢抬的头敢抬起来了。平常不敢出的气现在敢出了,也还敢抬头看蔚蓝色的天空,心中异常地快乐。对这里的臭气,我不但不想掩鼻而过,还想尽量多留一会儿。这里真是我这类人的天堂。
  但是,人生总是祸不单行的,天堂也决非能久留之地。有一天,我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的钉子。我一不小心,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我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即血流如注。此时,我们那个牢头禁子,不但对此毫不关心,而且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所谓“无用的废物”,指的就是教授。这我和他心里都是明白的。我正准备着挨上几个耳光,他却出我意料大发慈悲,说了声:“滚蛋吧!”我就乘机滚了蛋。我脚痛得无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我只能用一只脚正式走路,另一只是被拖着走的。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来。我不敢进校医院,那里管事的都是公社派,见了我都会怒目而视,我哪里还敢自投罗网呢?看到我这一副狼狈相,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也是一筹莫展,只能采用祖传的老办法,用开水把伤口烫上一烫,抹点红药水,用纱布包了起来。下午还要去劳动。否则上边怪罪下来,不但我吃不消,连那位工人也会受到牵连。我现在不期望有什么人对我讲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国民党俘虏是可以讲的,对我则不行,我已经被开除了“人籍”,人道主义与我无干了。
  此时,北大的两派早已开始了武斗。两派都创建了自己的兵工厂,都有自己的武斗队。兵器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一点。掌权的公社派当然会阔气非凡。他们把好好的价值昂贵的钢管锯断,磨尖,形成了长矛,拿在手里,威风凛凛。井冈山物质条件差一点,但也拼凑了一些武器。每一派各据几座楼,相互斗争。每一座楼都像一座堡垒,警卫森严。我没有资格亲眼看到两派的武斗场面。我想,武斗之事性命交关,似乎应该十分严肃。但是,我被监工头领带到学生宿舍区去清理一场激烈的武斗留下的战场。附近楼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满了砖头石块,是两派交战时所使用的武器。我们的任务就是来清除这些垃圾。但是,我猛一抬头,瞥见一座楼的窗子外面挂满了成串的破鞋。我大吃一惊,继而在心里莞尔一笑。关于破鞋的故事,我上面已经谈过。老北大都知道破鞋象征着什么,它象征的就是那一位“老佛爷”。我真觉得这些年轻的大孩子顽皮到可爱的程度。把这兵戎大事变成一幕小小的喜剧。我脸上没有笑意已经很久很久,笑这个本能我好像已经忘掉了。不意今天竟有了想笑的意思。这在囚徒生活中是一个轻松的插曲。
  但是,真正的武斗,只要有可能,我还是尽量躲开的。这种会心的微笑于无意中得之,不足为训。我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两派中哪一派都把我看做敌人。我若遇到武斗而躲不开的话,谁不想拿我来撒气呢?我既然凭空捡了一条命,我现在想尽力保护它。我虽然研究过比较自杀学,但是,我现在既不想自杀,也不想他杀。我还想活下去哩。
  劳改初级阶段的情况,大体如此。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时光流逝得平平静静。
  但是我却一点平静都没有。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提心吊胆中。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地方,在家里,在劳动的地方,红卫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着到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同劳改前一模一样。因此,即使在一个非常僻远几乎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只要远处红卫兵的红袖章红光一闪,我就知道,自己的灾星又到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牲畜,一言不发,一句不问,乖乖地被押解着走。走到什么地方去,只有天晓得。这种批斗同劳改前没有任何差别,都是“行礼如仪”,没有任何的花样翻新。喷气式我已经坐得非常熟练,再也不劳红卫兵用拳打脚踹来纠正我的姿势了。我在阳台上争分夺秒的锻炼也已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坐喷气式姿势优美,无懈可击;双腿微感不适,再也没有酸痛得难忍难受之感了。对那些比八股都不如的老一套胡说八道谎话连篇的所谓批判发言,我过去听得就不多,现在更是根本不去听,“只等秋风过耳边”了。总之,批斗一次,减少劳动一次,等于休息一次。我在批斗的炼狱中已经接近毕业,应该拿到批斗实践学的学士证书了。
  可是,有时候红卫兵押着我不是去批斗,而是去审讯,地方都在外文楼,但不总是在一间屋子里。其中奥秘我不得而知。一进屋子,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恕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官职――一排坐在那里,面色严肃,不露一丝笑容,像法庭上的法官。我走进去,以为也要坐喷气式,但是,天恩高厚,只让我站在那里,而且允许抬头看人。我实在感到异常别扭。我现在已经成为《法门寺》的贾桂了。原来我在这种场合,态度很不好。自从由于态度不好而捡回一条命以后,我的态度好多了。我觉得,态度不好,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们审讯的主题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几百万字的日记中,捕风捉影,挖出几句话,断章取义,有时还难免有点歪曲。我在洗耳恭听之余,有时候觉得他们罗织得过于荒谬,心中未免有点发火。这当然会影响我的态度,但是我尽量把心中的火压下去。在被抄走的几百万字的手稿和日记中,想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的诬陷的方法挖出片言只字,进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他们还一定要强迫我回答。不说不行,说又憋着一肚子气,而这气又必须硬压下去。这种滋味真难受呀!有时候我想,还不如坐在喷气式上,发言者的胡说八道可以不听,即使挨上几个耳光,也比现在这样憋气强。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难道说也是望着被批斗的那一座山高吗?
  审讯我的人,不是东语系原来的学生,就是我亲手请进来的教员。我此时根本没有什么“忘恩负义”的想法。这想法太陈腐了。我能原谅他们中的大部分。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受了派性的毒害,以致失去评断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个别的人,比如一位朝鲜语教员,是公社的铁杆,对审讯我表现出反常的积极性,难道是想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期望他的“女皇”对他格外垂青,飞黄腾达吗?还有一位印尼语教员,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此时也一反常态,积极得令人吃惊。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解放前同进步学生为敌,参加过反苏游行。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过去。但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后来终于被人揭发,用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去见上帝去了。
  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语教员。这是一位很老实很正派的人,我们平常无恩无怨,关系还算是过得去的。现在他大概在东语系公社中并不是什么主要人物,被分配来仔细阅读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记和手稿。我比谁知道得都清楚,这是一件万分困难、万分无聊的工作。在摞起来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记和手稿中,寻求我的“反革命”的罪证,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几句话来,就有了足够批斗我一次的资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那就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既伤眼力,又伤脑筋。让我再读一遍,我都难以做到。然而这一位先生――我没有资格称他为“同志”――却竟然焚膏继晷,把全部资料都读完了,提供了不少批斗的资料。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兴趣来研究“季羡林学”,那还值得。但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读了那样多的资料,费了那么大的力量,对他来说不是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吗?反过来说,如果他用同样大的力量和同样多的时间,读点阿拉伯语言、文学或文化的资料,他至少能写成一篇像样的论文,说不定还能拿到硕士学位,被提升一级哩。因此,我从内心深处同情他,觉得对他不起。可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么办法呢?
  东语系对我的审讯,并不总是心平气和的,有时候也难免有点剑拔弩张。但是没有人打我耳光,我实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
  即使是这样,这种劳改、批斗和审讯三结合的生活,确也让我感到厌烦。我又有了幻想。我幻想能有一个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发善心,结束这一场浩劫,至少对像我这样无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教门,上帝、天老爷、佛爷、菩萨,我都不去祈祷。我想到的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劳改、批斗之余,夜里在暗淡的灯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气氛中――同一个单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做“敌人,反革命分子”,不但不正眼看我一眼,而且还鼓动我们家两位老太太,同我划清界限。我们的老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说:“我们还靠他吃饭哩!”――我伏案给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妄想世间真会出现奇迹。但是世间怎会出现奇迹呢?世间流传的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我写这些信,等于瞎子点灯,白费一支蜡。我却一厢情愿,痴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睁眼,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这个“鬼”再转变成人。那该有多么好呀!在弥漫宇宙仿佛凝固起来的黑暗中,我隐隐约约从“最高楼”(陈寅恪先生有诗曰:“看花愁近最高楼”)上看到流出来的一线光明。然而最终证明,这只是一片海市蜃楼,转瞬即逝。我每天仍然是劳改、批斗、审讯。
  就是在家里,不劳改,不批斗,不审讯,日子也过得不得安生。同住一单元的要同我划清界限的那一位太太,我在上面已经谈过几句了。但是麻烦还不止这一些。她逼我把存在他们屋中的据说北京只有一张的红木七巧桌和大沙发搬出来。我真是进退两难。我现在只剩下堆满了东西的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子。这些大家伙往哪里放呢?楼下存书的车库,抄家之后,一片狼藉,成了垃圾堆,我看都不忍看。沙发和七巧桌无论如何也是搬不进去的。火上加油,楼下住的一位女教员还贴出小字报,要我把书搬出车库。我此时一个朋友也没有,谁都视我如瘟神,我向谁求援呢?我敢走出去吗?我好像是乌江边上四面楚歌的项羽。幸亏我已经研究过比较自杀学,我决不自刎。我还要活下去。但是活下去又怎样呢?我真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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