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缘而喜:我的人生哲学_第6章在线阅读-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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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缘而喜:我的人生哲学_第6章

小说:随缘而喜:我的人生哲学作者: 季羡林 更新时间:2016-04-27 11:06:07

时,老头已去,儿女在外,返回德国,正其时矣。然而她却偏偏不走,道理何在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她采集大牵牛花的种子,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她死去的丈夫。
  丈夫虽然走了,但是小花园还在,十分简陋的小房子还在。
  这小花园和小房子拴住了她古老的回忆,长达半个世纪的甜蜜的回忆。这是他俩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为了留住对丈夫的回忆,她不肯离开,也不忍离开。我能够想象,她在夜深人静时,独对孤灯,窗外小竹林的O@声穿窗而入,屋后土山上草丛中秋虫哀鸣,此外就是一片寂静。丈夫在时,她知道对面小屋里还睡着一个亲人,自己不会感到孤独。然而现在呢,那个人突然离开自己,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茫茫天地,好像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然生至此,将何以堪!设身处地,如果我处在她的境遇,我一定会马上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祖国,同女儿在一起,度过余年。
  然而,这一位瘦得像螳螂似的老太太却偏偏不走,偏偏死守空房,死守者一个小花园。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她死去的丈夫。
  这一位看似柔弱实际坚强的老太太,已经快走到人生的尽头了。这一点恐怕她比谁都明白。然而她并未绝望,并未消沉。她还是浑身洋溢着生命力,在心中对未来还充满着希望。她还想到明年春天,她还想到牵牛花,她眼前一定不时闪过春天小花园杂花竞芳的景象。谁看到这种情况会不受到感动呢?我想,牵牛花若有知,到了明年春天虽然男主人已经不在了,但它一定会精神抖擞,花朵一定会开得更大,更大;颜色一定会更鲜艳,更鲜艳。
  1992 年9 月20 日
  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
  (温馨则是需要培养的。培养之道,不出两端,一真一忍而已。)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除了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的以外,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家。一提到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漾起一点温暖之意、一丝幸福之感。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单职工还是双职工,白天在政府机构、学校、公司、工厂、商店等等五花八门的场所工作劳动。
  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会付出巨大的力量,应付错综复杂的局面,会见性格各异的人物,有时会弄得筋疲力尽。有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哪里事事都会让你称心如意呢?到了下班以后,有如倦鸟还巢一般,带着一身疲惫,满怀喜悦,回到自己家里。这是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在这里人们主要祈求的就是温馨。有父母的,向老人问寒问暖,老少都感到温馨;有子女的,同孩子谈上几句,亲子都感到温馨;夫妻说上几句悄悄话,男女都感到温馨。当是时也,白天一天操劳,身心两方面的倦意,间或有心中的愤懑、工作中或竞争中偶尔的挫折、在处理事务中或人际关系中碰的一点小钉子等等,都会烟消云散,代之而兴的是融融的愉悦。总之,感到的是不能用任何语言表达的温馨。
  你还可以便装野服,落拓形迹。白天在外面有时不得不戴着的假面具,完全可以甩掉;有时不得不装腔作势,以求得能适应应对进退的所谓礼貌,也统统可以丢开。还你一个本来面目,圆通无碍,纯然真我。天下之乐,宁有过于此者乎?所有这一切都来自家庭中真正的温馨。
  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温馨天成、唾手可得呢?不,不,绝不是的。家庭中虽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血缘关系,但是,所有这一些关系,都不能保证温馨气氛必然出现。俗话说:锅碗瓢盆都会相撞。每个人的脾气不一样,爱好不一样,习惯不一样,信念不一样,而且人是活人,喜怒哀乐,时有突变的情况,情绪也有不稳定的时候,特别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更容易表露出来。
  有时候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会意见相左,处理不得法,也能产生龃龉。天天耳鬓厮磨,谁也不敢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呢?就我个人来看,处理这样清官难断的家务事,说难极难,说不难也颇易。只要能做到“真”、“忍”二字,虽不中,不远矣。“真”者,真情也。“忍”者,容忍也。
  我归纳成了几句顺口溜:相互恩爱,相互诚恳,相互理解,相互容忍,出以真情,不杂私心,家庭和睦,其乐无垠。
  有人可能不理解,我为什么把容忍强调到这样的高度。要知道,容忍是中华美德之一。我们的往圣先贤,大都教导我们要容忍。民间谚语中,也有不少容忍的内容,教人忍让。有的说法,看似消极,实有积极意义,比如“忍辱负重”,韩信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唐书》记载,张公艺九世同堂,唐高宗问他睦族之道。
  公艺提笔写了一百多个“忍”字递给皇帝。从那以后,姓张的多自命为“百忍家声”。佛家也十分强调忍辱之要义,经中有很多忍辱仙人的故事。常言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家庭中则是“小不忍则乱家庭”。夫妻、父母、子女之间,有时难免有不同的意见,如果一方发点小脾气,你让他(她)一下,风暴便可平息。等到他(她)心态平衡以后,自己会认错的。此时,如果你也不冷静,火冒三丈,轻则动嘴,重则动手,最终可能告到法庭,宣判离婚,岂不大可哀哉!父母兄弟姊妹之间,也有同样的情况。结果,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会弄得分崩离析。这轻则会影响你暂时的情绪,重则影响你的生命前途。难道我这是危言耸听吗?
  总之,温馨是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而温馨则是需要培养的。
  培养之道,不出两端,一真一忍而已。
  1998 年10 月23 日
  我的座右铭
  (处之泰然,随遇而安。我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多少年以来,我的座右铭一直是: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老老实实的、朴朴素素的四句陶诗,几乎用不着任何解释。
  我是怎样实行这个座右铭的呢?无非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而已,没有什么奇招。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到了应该死的时候,你就去死,用不着左思右想。)这句话应该是关键性的。但是在我几十年的风华正茂的期间内,“尽”什么的是很难想到的。在这期间,我当然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即使在走独木桥时,好像路上铺的全是玫瑰花,没有荆棘。这与“尽”的距离太远太远了。
  到了现在,自己已经九十多岁了。离开人生的尽头,不会太远了。我在这时候,根据座右铭的精神,处之泰然,随遇而安。
  我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我不是医生,我想贸然提出一个想法。所谓老年忧郁症恐怕十有八九同我上面提出的看法有关,怎样治疗这种病症呢?我本来想用“无可奉告”来答复。但是,这未免太简慢,于是改写一首打油:题曰“无题”:
  人生在世一百年,天天有些小麻烦,最好办法是不理,只等秋风过耳边。
  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
  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
  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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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一个信念, 一个主旨,一点精神(1)
  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
  (我认为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是息息相关的,相辅相成的,两方面都要多讲。)
  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这两件事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别的国家我先不谈,专就中国而论,二者是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的。这里面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把范围缩小一点,在中国传统的伦理中,爱国主义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层是,唯其因为我国有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我们这个国家才更值得爱,更必须爱。
  先谈第一层意思。我要从历史谈起。秦以前渺茫难究诘。这里不谈。秦将蒙恬因为御匈奴有功,被当时人和后代人所赞颂。
  到了汉朝,汉武帝的大将卫青和霍去病,小小年纪,也因为御匈奴有功,为当时人和后代人所赞颂。苏武被匈奴扣压了十几二十年,坚贞不屈,牧羊北海之滨,至今还在小说和戏文中传为千古佳话。到了三国时候,诸葛亮忠于蜀国,成为万古凌霄一羽毛。
  我必须在这里解释几句。我似乎听到有人问:诸葛亮这能算是爱国主义吗?我答曰:是的,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什么叫“国”呢?古有古的概念,今有今的概念。魏、蜀、吴,就是三个“国”,否则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为什么叫“三国”呢?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史学界一些人搞形而上学,连抵御匈奴都不敢说是爱国,因为匈奴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某某民族的祖先。在今天看,这话可能是对的。但在古时确是两国。我们怎么能拿今天的概念硬扣在古代历史上呢?我的这个解释也可以而且必须应用到三国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去。比如宋代的杨家将,至今还在戏文中熠熠闪光。至于岳飞和文天祥,更是“一片丹心照汗青”,名垂千古,无人不知,至今在西子湖畔还有一座岳庙,成为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朝拜的圣地。所有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深思。
  我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的传统伦理中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成分,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现在再谈第二层意思。国之所以可爱,之所以必须爱,原因是很多的。专就中国而论,由爱我们的伟大的传统文化而爱国,理由是顺理成章的。我一向主张,在整个人类大家庭中,文化是大家共同创造的,国无论大小,历史无论久暂,都或多或少对人类共同文化宝库有所贡献。但是同时,又必须承认,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贡献是不一样的。我国立国东亚大陆,垂数千年。
  我们祖先的几大发明名垂千古,至今人类还受其利。我想,除了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以外,中国人一谈到自己的文化,无不油然起自豪感。我们当然不能也不会躺在祖先的光荣的文化传统上睡大觉,我们还必须奋发图强,在旧基础上赶上新世界。这一点用不着多做解释。专就爱国主义而论,有这样传统文化的国家,难道还不应该还不值得爱吗?
  最近几年以来,我常常思考中国知识分子与爱国主义的问题。
  我逐渐认识到,中国知识分子(当然劳动人民也在内)是世界上最爱国的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其中原因,上面讲的传统文化只能算是一个,从近代史上来看,还有别的原因。
  中国自一八四年以来,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知识分子对此最为敏感,因此养成了爱国的传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是讲爱国主义的,但是这种爱国主义是经不住考验的。一到关键时刻,立刻就“有奶就是娘”了。
  我想把中国知识分子按年龄分为三类:老、中、青。老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待过而且很多是在国外待过的。他们根据亲身体验,深知国家不强,必定受人歧视。所以这一批人爱国心特别强烈。
  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不少人遭受批判,大多数人在“史无前例”的时代遭受非人的待遇,至今仍然爱国如常。“物美价廉,经久耐用”,指的就是这一批人。
  中年知识分子没有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受到了传统文化熏陶,也是爱国的,现在正为祖国辛勤服务。
  青年知识分子则丝毫没有受过外国的压迫。他们对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只是从书本上或老人的口中知道一些,印象是淡薄的。对他讲爱国主义,理论上易讲,事实上难说。今天的大学生都属于这个范畴。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们应该是重点。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多想一些办法。向他们多讲一些传统文化,讲一些历史,看来这会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总之,我认为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是息息相关的,相辅相成的,两方面都要多讲。
  1989 年10 月13 日
  巍巍上庠,百年星辰
  (中国独特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思想。)
  计算北大的历史,我认为,可以采用两种计算法:一个是从古代的太学算起,到了隋代,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此名未变,而且代代沿袭。这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而北大所传的正是国子监的衣钵。
  但是,当前流行的而且实行的计算方法,是从以国子监为前身的京顺大学堂算起。我不说这种计算方法不合情,不合理,不实事求是;而且既然大家都已承认,约定俗成,“吾从众”。我也同意这种计算方法,确定北大创办于1898 年,至今正值一百年,决定庆祝百岁华诞。
  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许多一流大学比较起来,有一百年的历史,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即使在中国,北大也决不是老大哥。
  但是,大学不是人参,不是陈酿,越老越好。大学之所以能够好,能够扬名天下,有另外的原因或者因素,这种因素决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形成的,而且有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一百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个极短的时间,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说,也不算太短,积累因素,从而形成特点或者特性,已经足够用了。
  从1898 年至1998 年这一百年,在中国全部历史上只占极小的比例,但是,在这一百年内所发生的事情之多、之复杂,社会变动之剧烈,决不是过去任何一百年所能够比的。只举事件之荦荦大者,就有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有袁世凯表演的悲喜剧洪宪称帝;有对中国现当代有深远影响的五四运动;有令人民涂炭的军阀混战;有国民党统治;有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入侵;有声势浩大的解放战争;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有1957 年的“反右”;有“大跃进”;有随之而来的三年灾害――姑且不讲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有1966 年爆发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空前浩劫;有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等等,等等。
  这一百年的后一半,大学几乎全是在会议和“运动”中度过的。
  所有这一些历史事件,北大都经历过,中国历史稍长的大学也都经历过。“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的经历大同而小异。
  “大同”指共性,“小异”指个性。超出共性与个性之上的事实是:
  在众多的大学中,北大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北大是中国大学的排头兵,是它们的代表,这是国际和国内所共同承认的,决不是北大人的妄自尊大,而是既成的事实。一个唯物者决不能决不应视而不见。所以,谈一谈北大的共性,特别是它的特性,就有超过北大范围的普通的意义。
  在讨论共性和特性之前,我想先谈一谈我对大学构成因素的意见。我认为,每一个大学都有四种构成因素或组成部分:第一是教师,第二是图书设备(包括图书馆和实验室),第三个是行政管理,第四个是学生素质。前三个是比较固定的,最后一个是流动的。
  我之所以把教师列为第一位,是有用意的,也是有根据的。
  根据中外各著名大学的经验,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或“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问学者趋之若鹜,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倘若这一个学者去世或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任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系身价立即下跌,几乎门可罗雀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十年浩劫”前,一位文教界的领导人说过一句话:“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在浩劫中受到严厉批判,在当时“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环境下,这是并不奇怪的。但印度古语说:“真理毕竟会胜利的。”(satyameva jayate)这一个朴素的真理也胜利了,大学的台柱毕竟是教师,特别是名教师、名人。其他三个因素,特别是学生这个因素,也都是重要的,用不着详细论述。
  作为中国众大学的排头兵的北京大学,在一百年以来,其教师的情况怎样呢?大学生情况又是怎样呢?在过去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那样十分错综复杂的大环境中,北大的师生,在所有掊击邪恶、伸张正义的运动中,无不站在最前列,发出第一声反抗的狮子吼,震动了全国,震动了全世界,为中华民族的前进,为世界人民的前进,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北大师生中,不知出现了多少烈士,不知出现了多少可以被鲁迅称为“脊梁”的杰出人物。这有史可查,有案可稽,决非北大人的“一家之言”。中国人民实在应该为北大这样的学府而感到极大的骄傲。
  几年以前,北大的有关单位曾举行过多次座谈会,讨论什么是北大的优良传统这个问题。同对世界上其他事情一样,对这个问题也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我对这个问题也曾仔细思考过,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讨论北大的优良传统,离不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因为北大的教师和学生都是知识分子。几千年以来,知识分子――也就相当于古代的“士”――一经出现,立即把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压在自己肩上。不管知识分子有多少缺点,他们有这个传承的责任,这个事实是谁也否定不掉的。世界各国都有知识分子,既然同称知识分子,当然有其共性。但是,存在决定意识,中国独特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个事实也是无法否定的。
  专就北大而论,在过去的一百年内,所有的掊击邪恶、伸张正义的大举动,北大总都是站在前排。这就是最具体不过的,最明显不过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连一般人认为是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据我看,归根结底仍然是一场爱国主义运动。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仍在振兴中华,爱我国家,其他众多的运动,无不可以作如是观。
  同爱国主义有区别但又有某一些联系的,是古代常讲的“气节”,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硬骨头”,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我曾在别的文章中举过祢衡和章太炎的例子,现代的闻一多等是更具体更鲜明的例子。
  如果想再列举北大的优良传统,当然还能够举出一些条来,比如兼容并包的精神,治学谨严的学风,等等。但是,我觉得,提纲挈领,以上两条也就够了,再举多了反而会主次不分,头绪紊乱,不能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我把爱国主义和硬骨头的气节列为北大的优良传统,决不是想说,别的大学不讲爱国主义,不讲刚正不阿的骨气。否,否,决不是这样。同在一个中国,同样经历了一百年,别的大学有这样的传统,也并不稀奇,这是个共性问题,北大决不能独占,也决不想独占。但是,我现在讲的是北大,是讲个性问题。而北大在这方面确又表现很突出,很鲜明,很淋漓尽致,所以我只能这样讲。
  我讲北大的青老知识分子,也就是教师和学生,有这样的优良传统,决不是想说,社会上其他阶级或社会群体,比如工、农、商等等,不讲优良传统。否,否,决不是这样。中国各社会群体提倡的也大都是这样的优良传统,否则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的岳庙和文天祥祠堂应该怎样去解释呢?而包公和海瑞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膜拜,又怎样去解释呢?只因为我现在讲的是北大,讲的是北大的知识分子,所以我只能这样讲。
  一般说来,表现优良传统主要在人,专就北大而论,人共有两部分:一个是教师,包括一部分职工;一个是学生。前者比较固定,而后者则流动性极大,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学生每隔几年就要换班,因此,表现北大传统的主要是教师。在过去一百年内,在北大担任过或者还正在担任着教师的人,无虑数万。
  他们的情况不尽相同。有出类拔萃者,也有默默无闻者,而前者又只能是少数。可是人数虽少而能量却大,北大有优良传统是靠他们来传承,北大的名声主要靠他们来外扬。有如夜空中的群星,有璀璨光耀者,有微如烛光者。我们现在称为“星辰”者就是群星中光耀照人者。“辰”的含义颇多,《左传》把日、月、星三光都称之为“辰”。大家不必拘泥于一解,只了解它的一般含义就行了。
  1998 年7 月6 日
  论正义
  (世界上,除了在中国人的心里以外,并没有“正义”这一种东西。)
  我先说一件小事情:
  我到德国以后,不久就定居在一个小城里,住在一座临街的三层楼上。街上平常很寂静,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一排树寂寞地站在那里。但有一天的下午,下面街上却有了骚动。我从窗子里往下一看,原来是两个孩子在打架。一个大约有十四五岁,另外一个顶多也不过八九岁,两个孩子平立着,小孩子的头只达到大孩子的胸部。无论谁也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孩子真是势力悬殊,不是对手。果然刚一交手,小孩子已经被打倒在地上,大孩子就骑在他身上,前面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只舞动着的穿了短裤的腿,大孩子的身躯仿佛一座山似的镇在中间。清脆的手掌打到脸上的声音就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几分钟后,大孩子似乎打得疲倦了,就站了起来,小孩子也随着站起来。大孩子忽然放声大笑,这当然是胜利的笑声。但小孩子也不甘示弱,他也大笑起来,笑声超过了大孩子。
  这似乎又伤了大孩子的自尊心,跳上去,一把抓住小孩子的金发,把他按在地上,自己又骑他身上。面前仍然又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只舞动的腿。清脆的手掌打到脸上的声音又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这时观众愈来愈多,大半都是大人,有的把自行车放在路边也来观战,战场四周围满了人。但却没有一个人来劝解。等大孩子第二次站起来再放声大笑的时候,小孩子虽然还勉强奉陪,但眼睛里却已经充满了泪。他仿佛是一只遇到狼的小羊,用哀求的目光看周围的人;但看到的却是一张张含有轻蔑讥讽的脸。他知道从他们那里绝对得不到援助了。抬头猛然看到一辆自行车上有打气的铁管,他跑过去,把铁管抡在手里,预备回来再战。但在这时候却有见义勇为的人们出来干涉了。他们从他手里把铁管夺走,把他申斥了一顿,说他没有勇气,大孩子手里没有武器,他也不许用。结果他又被大孩子按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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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一个信念, 一个主旨,一点精神(2)
  我开头就注意到住在对面的一位胖太太在用水擦窗子上的玻璃。大战剧烈的时候,我就把她忘记了。其间她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毫没看到。等小孩子第三次被按到地上,我正在注视着抓在大孩子手里的小孩子的散乱的金发和在大孩子背后舞动着的双腿,蓦地有一条白光从对面窗子里流出来,我连吃惊都没来得及,再一看,两个孩子身上已经满了水,观众也有的沾了光。大孩子立刻就起来,抖掉身上的水,小孩子也跟着爬起来,用手不停地摸头,想把水挤出来。大孩子笑了两声,小孩子也放声狂笑。观众也都大笑着,走散了。
  我开头就说到这是一件小事情,但我十几年来多少大事情都忘记了,却偏不能忘记这小事情,而且有时候还从这小事情想了开去,想到许多国家大事。日本占领东北的时候,我正在北平的一个大学里做学生。当时政府对日本一点办法都没有,尽管学生怎样请愿,怎样卧轨绝食,政府却只能搪塞。无论嘴上说得多强硬,事实上却把一切希望都放在国际联盟上,梦想欧美强国能挺身出来主持“正义”。我当时虽然对政府的举措一点都不满意;但我也很天真地相信世界上有“正义”这一种东西,而且是可以由人来主持的。我其实并没有思索,究竟什么是“正义”,我只是直觉地觉得这东西很是具体,一点也不抽象神秘。这东西既然有,有人来主持也自然是应当的。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以强国欺侮弱国,我们虽然丢了几省的地方,但有谁会说“正义”不是在我们这边呢?当然会有人替我们出来说话了。
  但我很失望,我们的政府也同样失望。我当然很愤慨,觉得欧美列强太不够朋友,明知道“正义”是在我们这边,却只顾打算自己的利害,不来帮忙。我想我们的政府当道诸公也大概有同样的想法,而且一直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他们还似乎没有改变想法,他们对所谓“正义”还没有失掉信心。虽然屡次希望别人出来主持“正义”而碰了钉子,他们还仍然在那里做梦,梦到在虚无缥缈的神山那里有那么一件东西叫做“正义”。最近大连问题就是个好例子。
  对政府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毅力,我非常佩服。但我更佩服的是政府诸公的固执。我自己现在却似乎比以前聪明点了,我现在已经确切知道了,世界上,除了在中国人的心里以外,并没有“正义”这一种东西,我仿佛学佛的人蓦地悟到最高的智慧,心里的快乐没有法子形容。让我得到这样一个奇迹似的“顿悟”的,就是上面说的那一件小事情。
  那一件小事情虽然发生在德国,但从那里抽绎出来的教训却对欧美各国都适用。说明白点就是,欧美各国所崇拜的都是强者,他们只对强者有同情,物质方面的强同精神方面的强都一样,而且他们也不管这“强”是怎样造成的。譬如上面说到的那两个孩子,大孩子明明比小孩子大很多岁,身体也高得多,力量当然也强。
  相形之下,小孩子当然是弱小者,而且对这弱小他自己一点都不能负责任;但德国人却不管这许多。只要大孩子能把小孩子打倒,在他们眼里,大孩子就成了英雄。他们能容许一个大孩子打一个小孩子;但却不容许小孩子利用武器,这是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倘用武器就不算好汉?或者认为这样就不fair play ?这一点我还不十分清楚。
  我不是哲学家,但我却想这样谈一个有点近于哲学的问题,我想把上面说的话引申一下,来谈一谈欧洲文明的特点。据我看欧洲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力的崇拜,身体的力和智慧的力都在内。这当然不自今日始,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这个倾向,所以他们要征服自然,要到各处去探险,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个法官判决一个罪犯,倘若罪犯不服,他不必像现在这样麻烦,要请律师上诉,他只要求同法官决斗,倘若他胜了,一切判决就都失掉了效用。现在罪犯虽然不允许同法官决斗了,但决斗的风气仍然流行在民间。一提到决斗,他们千余年来制定的很完整的法律就再没有说话的权利,代替法律的是手枪利剑。另外还可以从一件小事情上看出这种倾向。在德国骂人,倘若应用我们的“国骂”,即便是从妈开始一直骂到三十六代的祖宗,他们也只摇摇头,一点不了解。倘若骂他们是猪、是狗,他们也许会红脸。但倘若骂他们是懦夫(feigine),他们立刻就会跳起来同你拼命。可见他们认为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是最可耻的事情。反过来说,无论谁,只要有勇气,有力量,他们就崇拜,根本不问这勇气这力量用得是不是合理。谁有力量,“正义”就在谁那里。力量就等于“正义”。
  我以前每次读俄国历史,总有那一个问题:为什么那几个比较软弱而温和的皇帝都给人民杀掉,而那几个刚猛暴戾而残酷的皇帝,虽然当时人民怕他们,或者甚至恨他们,然而时代一过就成了人民崇拜的对象?最好的例子就是伊凡四世。他当时残暴无道,拿杀人当儿戏,是一个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不正常的人。所以人民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做“可怕的伊凡”。可见当时人民对他的感情并不怎样好。但时间一久,这坏感情全变了,民间产生了许多歌来歌咏甚至赞美这“可怕的伊凡”。在这些歌里,他已经不是“可怕的”,而是为人民所爱戴的人物了。这情形并不限于俄国,在别的地方也可以遇到。譬如希特勒,在他生前固然为人民所爱戴拥护,当他把整个的德国带向毁灭,自己也毁灭了以后,成千万的人没有房子住,没有东西吃;几百年以来宏伟的建筑都烧成了断瓦颓垣;一切文化精华都荡然无存;论理德国人应该怎样恨他,但事实却正相反,我简直没有遇到多少真正恨他的人,这不是有点不可解么?但倘若我们从上面说到的观点来看,就会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了,可怕的伊凡,更可怕的希特勒都是强者,都有力量,力量就等于“正义”。
  回来再看我们中国,就立刻可以看出来,我们对“正义”的看法同欧洲人不大相同。我虽然在任何书里还没有找到关于“正义”的定义:但一般人却对“正义”都有一个不成文法的共同看法,只要有正义感的人绝不许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打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在小说里我们常看到一个豪杰或剑客走遍天下,专打抱不平,替弱者帮忙。虽然一般人未必都能做到这一步;但却没有人不崇拜这样的英雄。中国人因为世故太深,所以弄到“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有时候不敢公然出来替一个弱者说话;但他们心里却仍然给弱者表同情。这就是他们的正义感。
  这正义感当然是好的;但可惜时代变了,我们被拖到现代的以白人为中心的世界舞台上去,又适逢我们自己泄气,处处受人欺侮。我们自己承认是弱者,希望强者能主持“正义”,来帮我们的忙。却没有注意,我们心里的“正义”同别人的“正义”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自己虽然觉得“正义”就在我们这里;但在别人眼里,我们却只是可怜的丑角,低能儿。欧美人之所以不帮助我们,并不像我们普通想到的,这是他们的国策。事实上他们看了我们这种委委琐琐不争气的样子,从心里感到厌恶。一个敢打欧美人耳光的中国人在欧美人心目中的地位比一个只会向他们谄笑鞠躬的高等华人高得多。只有这种人他们才从心里佩服。可惜我们中国人很少有勇气打一个外国人的耳光,只会谄笑鞠躬,虽然心被填满了“正义”,也一点用都没有,仍然是左碰一个钉子,右碰一个钉子,一直碰到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做梦,梦到在虚无缥缈的神山那里有那么一件东西叫做“正义”。
  我希望我们赶快从这梦里走出来。
  1948 年4 月16 日
  北京大学在德国――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爱美大概也算是人的天性吧。宇宙间美的东西很多,花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爱花的民族也很多,德国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五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多次对德国人爱花之真切感到吃惊。家家户户都在养花。他们的花不像在中国那样,养在屋子里,他们是把花都栽种在临街窗户的外面。花朵都朝外开,在屋子里只能看到花的脊梁。我曾问过我的女房东:你这样养花是给别人看的吧!她莞尔一笑,说:“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也确实不错。走过任何一条街,抬头向上看,家家户户的窗子前都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许多窗子连接在一起,汇成了一个花的海洋,让我们看的人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每一家都是这样,在屋子里的时候,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走在街上的时候,自己又看别人的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觉得这一种境界是颇耐人寻味的。
  今天我又到了德国,刚一下火车,迎接我们的主人问我:“你离开德国这样久,有什么变化没有?”我说:“变化是有的,但是美丽并没有改变。”我说“美丽”指的东西很多,其中也包含着美丽的花。我走在街上,抬头一看,又是家家户户的窗口上都开满了鲜花。多么奇丽的景色!多么奇特的民族!我仿佛又回到了四五十年前,我做了一个花的梦,做了一个思乡的梦。
  1985 年8 月27 日西德 斯图加特 邮政旅馆漫谈撒谎(不撒谎应该算是一种美德,我们应该提倡。但是不能顽固不化。)一世界上所有的堂堂正正的宗教,以及古往今来的贤人哲士,无不教导人们:要说实话,不要撒谎。笼统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
  最近读日本稻盛和夫、梅原猛著,卞立强译的《回归哲学》,第四章有梅原和稻盛二人关于不撒谎的议论。梅原说:“不撒谎是最起码的道德。自己说过的事要实行,如果错了就说错了――我希望现在的领导人能做到这样最普通的事。苏格拉底可以说是最早的哲学家。在苏格拉底之前有些人自称是诡辩家、智者。所谓诡辩家,就是能把白的说成黑的,站在a 方或反a 方同样都可以辩论。这样的诡辩家教授辩论术,曾经博得人们欢迎。原因是政治需要颠倒黑白的辩论术。”
  在这里,我想先对梅原的话加上一点注解。他所说的“现在领导人”,指的是像日本这样国家的政客。他所说的“政治需要颠倒黑白的辩论术”,指的是古代希腊的政治。
  梅原在下面又说:“苏格拉底通过对话揭露了掌握这种辩论术的诡辩家的无智。因而他宣称自己不是诡辩家,不是智者,而151是‘爱智者’。这是最初的哲学。我认为哲学家应当回归其原点,恢复语言的权威。也就是说,道德的原点是‘不撒谎’……不撒谎是道德的基本和核心。”
  梅原把“不撒谎”提高到“道德原点”的高度,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视,我们且看一看他的对话者稻盛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稻盛首先表示同意梅原的意见。可是,随后他就撒谎问题做了一些具体的分析。他讲到自己的经历。他说,有一个他景仰的颇有点浪漫气息的人对他说:“稻盛,不能说假话,但也不必说真话。”他听了这话,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接着他就写了下面一段话:“我从小父母也是严格教导我不准撒谎。我当上了经营的负责人之后,心里还是这么想:说谎可不行啊!可是,在经营上有关企业的机密和人事等问题,有时会出现很难说真话的情况。我想我大概是为这些难题苦恼时而跟他商量的。他的这种回答在最低限度上贯彻了‘不撒谎’的态度,但又不把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这样就可以求得局面的打开。”
  上面我引用了两位日本朋友的话,一位是著名的文学家,一位是著名的企业家,他们俩都在各自的行当内经过了多年的考验磨炼,都富于人生经验。他们的话对我们会有启发的。我个人觉得,稻盛引用的他那位朋友的话:“不能说假话,但也不必说真话”,最值得我们深思。我的意思就是,对撒谎这类社会现象,我们要进行细致的分析。
  二我们中国的父母,同日本稻盛的父母一样,也总是教导子女:
  不要撒谎。可怜天下父母心,总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如果子女撒谎成性,就觉得自己脸面无光。
  不但父母这样教导,我们从小受教育也接受这样要诚实、不撒谎的教育。我记得小学教科书上讲了一个故事,内容是:一个牧童在村外牧羊。有一天忽然想出了一个坏点子,大声狂呼:“狼来了!”村里的人听到呼声,都争先恐后地拿上棍棒,带上斧刀,跑往村外。到了牧童所在的地方,那牧童却哈哈大笑,看到别人慌里慌张,觉得很开心,又很得意。谁料过了不久,果真有狼来了。
  牧童再狂呼时,村里的人都毫无动静,他们上当受骗一次,不想再蹈覆辙。牧童的结果怎样,就用不着再说了。
  所有这一些教导都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缺乏分析。
  上面我说到,稻盛对撒谎问题是进行过一些分析的。同样,几百年前的法国大散文家蒙田(1533―1592 年),对撒谎问题也是做过分析的。在《蒙田随笔》上卷,第九章《论撒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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